三

张五常看不起参与政治的学者，他本人也一向讨厌政治：学术一旦和政治联姻，往往就丧失了独立的品格，变成政治的附庸。正确的路径应该是政治选择和利用学术的成果，而不是学术刻意奉迎和阐释政治。问题是，现在有些学者常常将两种角色混淆，做事、发言、著文，时而替政府，时而为学术，想的是一套，说的或写的又是一套，使学者的品格不知不觉间受到“异化”。这种作风不可能有益于政府，而对于学术，断然不会有独创之见！

张五常认为，经济学很多东西都是很闷的，他只选那些过瘾的来研究，他不明白现在很多人喜欢搞那些“讨厌的东西”。在他看来，数学便是顶讨厌的一种，博奕论则使很多研究者误入歧途。搞经济学研究，要从现象中寻找理论，并运用理论解释现象，而不是先创造一种高深的概念体系，搞逻辑推导，或走进方程式的误区。经济学应该是很引人入胜的、很通俗的学术，不是那种玄而又玄、枯燥乏味的游戏。也许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认识和主张，使他的理论空间博大而精深，使他在经济学专业之外，对摄影、绘画、文学、书法、古董鉴赏都颇有造诣。他曾和香港三位知名摄影家一起出版过影集，其水准可与摄影大师简庆福先生一比高下；他还被上海中国画院封为画师，其经济论著的思想性、学术水准和文采，更是令无数读者为之倾倒，被称为中文世界最好的经济学散文家。张五常的书所以畅销，多半是因为他把学问作为一种很生动、很平易的东西，他的坦荡与自信，是对学究般的研究与表达方式、对狭窄专业眼光的一种挑衅和嘲讽。

大师一开口、一动笔就不同凡响，何况，他有那么丰富的表情、那么生动的肢体语言。他握手的姿势随意而舒坦，他在主席台上的坐态，潇洒而漫不经心，和政府官员及大陆学者的正襟危坐截然不同。他大抵是不会让严肃的场所和繁复的规则委屈自己的，他眼睛里全然没有权威，对一切或古或今、或中或外的大人物，他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评述，正像他评论书法、摄影和音乐，也是鲜明的“张式”的：好的必定天下第一，坏的就是垃圾，一文不值。他喜欢的书法家是米芾、张旭，文人是李白、苏轼，音乐家是莫扎特，摄影家是何潘。至于经济学家，他大抵只看中了科斯、弗里德曼等少数几位，当然还有他自己。他虽然也尊重张培刚，但他的尊重，多少带点惋惜、慨叹和怜悯的色彩。他年轻、美丽的太太苏锦玲女士诡秘地表示：没办法，他就是一个挺随便、挺极端的人。这位在美国有自己的事业、在内地兼做他普通话翻译的太太，经常拿他的固执和狂妄取笑，称吃饭马马虎虎、穿衣服不会配颜色的“老公”有时候真的非常可爱。这种可爱，从她对“老公”的理解、支持、管束和内含丰富而温存的表情即可知道：张五常既是一个被戴上多顶“高帽子”的、卓有建树的名家，又是一个立体的、真实的、不事雕琢的凡人。人们骂他又不得不研究他，研究他后又忍不住骂他，这种靠一支笔建业，用一张嘴惹祸，简单而带有戏剧性的人物，到了这般境界，说不清是幸运还是悲哀。

张五常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研究交易费用的各个方面，他的几篇重要论文都在阐述财产权影响经济行为的理念。1969年他以《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推翻了200年来经济学家们在此问题上的传统认识，一时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大家知道，自从亚当·斯密以来，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史上，分成制一直被认为不如租赁制有效率，尤其是剑桥大学的大经济学家马歇尔给出了那个著名的图解之后，基本已盖棺论定。但1966年2月，学生时代的张五常，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心灰意冷”六个月之后，偶尔在图书馆发现台湾的土地改革和农业产量的数据，发觉在地主与农民的分成制下农产量竟然在上升。好奇心让张五常没有参考任何理论读物，两天功夫就做出理论模型来解释产量为什么上升了。张五常对自己能一口气写出这个被认为可能“会引起地震”的理论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只凭着三个简单的“原理”去推理：一是产权对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二是佃农分成合约和其他合约一样，条款是由双方决定的；第三，农民之间要竞争，地主之间也要竞争，所以合约的条款是私产和竞争双重约束条件下决定的。因为私人产权和竞争的约束条件是一样的，所以，无论是固定租约、分成合约，还是自耕自种，收入或者产量都应该大致相同。这样看来，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分成制不如租赁制有效率，其实是标准的经济学所产生的一种错觉。张五常的《佃农理论》第二章在理论上证明，这种错觉来自于传统的经济学从来没有对分成合约的结构和条款做过调查研究，从来没有明确说清楚私人产权对生产行为的影响方式。而张五常的简单推理则很容易证明：只要私人产权（土地和劳动力）是界定清楚的，地主一方的竞争和佃农一方的竞争足以使分成制下的产量与租赁制的产量相等。这是因为竞争的局限条件大致一样。

当然，这个思想可以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做一般化表述：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无摩擦力”的世界上，是地主雇佣劳动力（工资合约）、佃农租赁地主的土地（定额租约），还是佃农与地主通过分成方式（分成合约）来耕作，在产量上应该都是没有区别的。不过，张五常在《佃农理论》的第四章进一步证明，即使我们放松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条件，只要产权是专有的和可以转让的，不同合约下的资源配置的结果也应该是相同的。但是，既然这些不同的合约安排对产量没有影响，为什么还要有不同的合约存在呢？

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发展出了一个在交易成本约束条件下的合约选择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存在交易成本的条件下，人们选择不同的合约，是由经营的风险大小和当事人的风险偏好决定的。

夏威夷大学经济系的罗马塞特教授高度评价了张五常的《佃农理论》。他说：“张五常关于佃农的文字性理论的分析令人信服，是科斯式经济学一个绝好的范例。……作为科斯定理的一种版本，张五常的命题是正确的，有着丰富的含义，一直是个重要的解释性工具。”

1991年，张五常作为唯一一个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那一年获经济学奖的罗纳德·科斯在领奖辞中说道：“关于这个经济理论的改变，我不敢说是个人的功绩。威康姆森·德姆塞茨和张五常以及他人的卓越贡献，是我的著作受重视的原因。”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也说：“张五常是对交易费用理论有重要贡献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尤其重视商品或劳务多维度量成本，因为不完全度量导致了不完全的产权。”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在两年前由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经济理论经典文集中，重要的一本便是威廉姆森精选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该书收集了这个学派最有代表性的40篇文章，张五常的文章就占了三篇，包括“私有产权与分成租佃”、“交易成本、风险规避以及合约安排的选择”和“企业的合约性质”等。而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虽未被收入，但被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部经典之作，以致人们只要说到新制度经济学，就不能不读张五常的著作。由此，荷兰经济史学家劳格编纂的具有相当权威性的1999年版《经济学名人录》，把张五常收入在内。该书辑录了1700年以来的1500多名重要的经济学家，现在健在的有1100名，而华人经济学家只有三人，包括张五常、邹至庄和黄有光。三人中张五常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最多。因此，有人称张五常为华人经济学界的第一人，当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