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三类学者之间通常是这样分工的：专业学者从事建设，他们负责把学科发展成为严谨的逻辑和实证体系；那些”通才”们则起着市场上”二道贩子”的作用，负责沟通各门学科的信息，这样科学得以保持整体性；最后，天才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很少顾及细节方面的建设或者顾及与其他学者的沟通，他们注定了的使命仅仅是把他们想到的东西写出来，费玛就是这样一个天才，他在那本希腊数学家留下来的小册子的页边上随意写下来的那些猜想，变得如此著名和对数学发展如此重要，以致让十几代数学家忙了几百年。
海深义教授没有天才的名声，但他已经在天才最多的一群人(包括被一部分人叫做”天才”的阿罗)——博奕论学者里，获得了最具原创性的称号。在我看来，约翰是那种极少见的，如阿罗说过的，能够把哲学远见与技术细节结合起来的，能够既创立自己的体系又负责把体系发展为严谨的科学大厦的学者。换句话说，他是专业家。天才与通才的结合。他的博奔理论直接从对康德的先验综合命题的批判出发，一层层推演到博奔论的技术细节上去，例如西尔顿回忆的，他们两人合作的那项重大突破（取得了诺贝尔奖）最初是从海深义构造的”tracingprocedure(不妨直译为追踪过程)”开始的。那是一个高度技术性的博弈论创新，涉及一系列子博弈，连续性地使一个共同的参数收敛到1，于是可以在多均衡当中唯一地决定一个均衡点。这导致了他们后来得诺贝尔奖的主要成果——从多均衡中选择理性均衡的一般理论，为什么海深义教授坚持要在选择均衡点上花费十几年时间来研究呢？西尔顿解释说海深义坚信理论必须能够推导出限定性极强的经验命题，否则就没有理论价值，而博弈论如果停留在可以推导出无数多的可能的均衡状态这样一个水平上，就不可能继续享有古典价值理论那样的学术地位，我觉得这又与约翰坚信任何逻辑的（包括数学的）体系，都具有”后天综合”特征有关。
在知道了这么多事情以后，当我面对这位哲学家。数学家和社会思想家的时候，我怎么还会记得身边的其它任何事情呢？
我们的谈话——我对他回答我的问题的几乎每句话都不断追加新的问题——从下午两点延续到黄昏，大约三个小时。加州黄昏的太阳格外烤人，这时，当我起身准备告辞，而安妮和约翰问我打算怎么回家的时候，我才猛然记起小李和明明一定已经在门外等候两个多小时了，我连忙告诉主人，说我的妻子和女儿在车里等我。我心里觉得真对不起她们，太阳会把车身烤得滚烫的。安妮说她希望见到我的妻子和女儿，她觉得让她们在外面等候两个小时简直不可思议。于是我赶快去告诉小李，请她和明明进去坐坐，因为时间很晚了。明明又刚好有些不舒服，她不打算进去寒喧。这样，小李和我回到客厅。我继续问完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有一百个”最后的问题”）。小李和安妮在另一边聊天。我对约翰说，我准备了两个照相机，如果他不介意，我希望分别用两个照相机拍照，这样就不怕冲洗坏了，这是礼节，因为没有人喜欢被人家照来照去。我也曾经在电话上请求安妮，希望为她拍照，因为我。崇拜她对约翰的爱情。眼下小李在为大家拍照。
我们终于又一次准备告辞了。可是安妮对约翰说，”你应当去见见米歇尔，她为你画了生日贺卡的。”这两个老人居然互相扶着要出去看望明明。这可把小李吓坏了，她是我们家这三口人里最注意礼节的。所以在她纠缠之下，老人们留在客厅里，小李去把明明带进来。一旦有了孩子，人群的关系就会显得格外亲近。安妮建议大家到阳台上去。那里的景色真美，我最后悔的是，当时忘记了在阳台上照一张相。
黄昏时分的海湾是深蓝色的。这真奇怪。在夏威夷，只有上午的大海才是深蓝色的，从山上眺望深蓝色的大海，呼吸着山里微带寒意的风，倾听着山林哗哗的涛声，我全身心融化在这美妙的感受里，其余的人在聊天，在我印象里，老人们，尤其是老太太们，都喜欢小李，我从阳台的木制地板上捡起一片树叶，细心地夹在书里。我喜欢收集世界各地那些美丽的树叶，我觉得它们是有灵魂的（我相信万物包括石块都有灵魂），我喜欢把这些有灵魂的树叶夹在我的书里。
下山的时候，我安静地坐在车里，回忆着我的采访。我知道重要的不再是采访，况且我知道我的录音机几乎什么也录不下来。因为首先，约翰刚刚动过手术，说话的声音非常小；其次，我们的谈话完全没有按照事前准备好了的问卷进行，我们在第一个大问题的第一个子问题上就不着边际地扯到波普哲学那里去了，我说过，我忘记了身边的一切事情，所以也绝没有记住录音机，我当然也不知道我是否换了，以及换了几次录音带。
我安静地坐在车里，回忆着我采访时的感受——那是一位说话声音微弱，面带着憨厚笑容，腿脚不灵活的老人，他身边是他的有些像大洋娃娃似的，却有勇气陪他穿越沼泽的终身伴侣。这老人还在坚毅地向前走，在人类理性——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深陷其中且无法自拔的广袤的沼泽地里，他还在坚毅地走着，他的终身伴侣搀扶着他……
贝蒂
汪丁丁/李维莲
汪：宪法大道1000号路口，立着一只银灰色的松鼠。它的左面是美国司法部大楼，大理石门廊托着雅典娜执剑的浮雕。松鼠的右面是国家税务总局大楼，廊柱上什么也没有，显得格外刻板和不近人情。此刻，这小松鼠正扒着我的手抢走最后一块咖啡饼干（面包房里专门为喝咖啡的人烤制的朱古力脆面包干，也是松鼠最喜爱的甜品）。
7月3日上午，美国国庆节前夕，华盛顿的街道被打扮得格外亮丽。行人不多，我沿着宪法大道漫步，打算花两个小时从国会山一直走到白宫。我住在白宫后面不远的”元首饭店(Governer'sHouse)”顶层的一套客房里。我喜欢这家宾馆，它不像希尔顿或”假日饭店”那么招摇，它仍保持着与十八世纪弗吉尼亚政治家们朴素庄重的作派相称的格调。套房里一色的紫檀木家具，厚重的窗帘绘着典型的南部花草图案。写字台上一座老式的双杆灯，这朴拙的气氛与我此时的心境再般配不过了……
李：一条稍不留意便会错过的小路，一幢半农舍半别墅的二层小楼。楼房被小树林密密地包围着，树枝随意地搭在屋顶上，一只松鼠闪着大尾巴在烟囱旁跳来跳去。我们是在7月2日上午8点58分，将租来的那辆黑色尼桑停在乔治·梅森大学一条幽静的林问小路旁这间”詹姆斯·布坎南小屋”门前的。经历了前几次与诺贝尔经济学家的访谈，丁丁显得轻车熟路并且自信十足。这办公楼的名称是”JamesBuchananHouse”，由经济学家布坎南得名。这多少有些出入意料，因为乔治·梅森大学是华盛顿郊区弗吉尼亚州以宪法政治学最为著名的私立大学，校园里每座楼都以一位美国总统的名字命名，所以我们一直以为这座小屋是从上一世纪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得名的。按了门铃，第一个下楼来迎接我们的，是贝蒂（Betty），凡是认识布坎南的人都认识这位跟随了布坎南三十七年的秘书，贝蒂身着黑白相间的套裙，卷曲高雅的银发，依旧端庄美丽的脸庞，她爽朗地笑着将我们迎进门来。
汪：贝蒂已经七十一岁了，时光当然会在她脸上留下细细的痕迹，但那只是些微不足道的痕迹而已。我和贝蒂是六月初在一次电话上相识的。那天上午我刚刚完成访问布坎南教授的”家庭作业(homework)”，就着问卷的思路拟了一篇信稿，用传真机发给了布坎南办公室。一个小时以后，我打电话过去确认传真是否收到，接电话的是贝蒂，她的弗吉尼亚口音立刻让我联想到《飘》里的人物。贝蒂后来很自豪地告诉我们，她是一位弗吉尼亚姑娘(aVlrginiangirl)。她确实很美，满面春风，天生白晰的皮肤仍透着年轻时代的风韵。由于想到了《飘》，我在电话上的语调显得很轻松亲切。聊了几句以后，贝蒂就告诉我说她是布坎南教授几十年的老秘书了。不过我们之间亲切的闲聊在我提出替一份报纸采访布坎南教授之后马上消失了。贝蒂说她并没有收到我发去的传真。
而且说她在收到传真及间卷后至少要考虑一个星期才会回复我，这真让人沮丧。不过，正如高小勇警告过我的，采访是对知识分子自尊心的严重挑战，采访者必须时刻准备着被他的访问对象漫不经心地伤害了智力上的自尊，事已至此，只有耐心等待。我对我提给布坎南的问题充满自信，面对我的那些问题，任何一个热爱真理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而在我给布坎南教授的传真信上，我已经大致勾画了一下我将要提给他的这些问题。
李：当丁丁在楼上与布坎南教授交谈时，贝蒂在楼下为我介绍有关布坎南教授的各种资料包括许多照片，贝蒂还无意中告诉我，说以前有过一位记者来采访布坎南，见面后问出来的问题令人啼笑皆非。于是布坎南小屋的人们立下规矩：学术上不够资格的记者一律不见。说到这里贝蒂指着楼上小声说，教授很喜欢丁丁提出的那些问题。
汪：果然，仅仅等候了两天（我也实在等不起一个星期，我6月10日必须启程去旧金山），我就收到了贝蒂发来的电子邮件：”……布坎南教授和我，我们都非常高兴你会来我们这儿访问，希望立即通报你到达的日期与访问时间。”我引这句话是因为要读者们注意贝蒂的语气。”布坎南教授和我……”我认为这是一位操办了布坎南几十年日常事务的老助手与一位谨小慎微的新秘书之间的重大差异。
贝蒂身着黑白两色相间的西服套裙，领子上显眼地别着一枚由三个菱形斜线连接起来的领针。我认出那是国际公共选择学会的会徽。这立刻又引出我一串联想，包括想到了刚去世不久的奥尔森教授(M.Olson)，他是布坎南的老朋友，同时也是我6月24日刚刚采访了的诺斯教授的老朋友。不过这三人之间充满了论争。我提醒自己找机会间问贝蒂这枚领针的来历（贝蒂后来告诉我们，这枚金色领针是国际公共选择学会专门为她七十岁生日制作了送给她的）。此刻贝蒂正与”小李”谈笑风生。我这次”麦加朝圣”式的旅行，若非小李安排起居、行程、路线以及预算，恐怕早已半途而废若干次了，我的视线从贝蒂身上转移到布坎南小屋的各个部分，包括那位正襟危坐在计算机前打字的秘书安妮（我对正襟危坐的人一向不太感冒）。
我想我把”BuchananHouse”译成布坎南小屋实在很贴切。从外边看上去，这座两层楼的木屋让小树林和一大片草地包围着，十足是一座农舍，尤其是那条林问小路，刚够一辆汽车驶过，曲曲弯弯来到门前一株老松前。对着老松树的门廊里，摆着一对旧摇椅，窗上吊着一盆家养的野花，这格调与乔治·梅森大学气派的建筑群简直格格不入。不过，这却正是布坎南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