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看哲学和管理学（一）
--汪丁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读书笔记

高考填报志愿时，只听闻经济学是显学，感觉大致是门技术类的实用型学科；后来才知道，课本里大段大段的是理论，并没有一句直接教你怎样赚钱。这样四年下来，受到逻辑思维和数理模型的锤炼，凡事讲究缜密，也爱旁观宏观经济的格局和走向。但其中的道理，却没有太多感同身受，似乎与工作生活无关。

直到毕业那年，一本《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看到一半，明白过来，经济学讲的其实是人与人的行为关系，某种意义上，也是哲学问题。好比儒家最爱唠叨的伦理道德，与经济学家一样都是在规范社会准则。只不过儒家是根据所谓的天理人伦，而经济学在用数理的角度和方式去揭示人性。既然我们往往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那么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经济规律也就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形态和行为准则。

工作八九年后，世事变迁，重新去读这本学术味道浓重的论述，联想起身边的大事小事，有了更多心得。经济学所形成的基本理念和许多政策方法、制度手段，更可以放到管理学的范畴去阐述，会让管理的问题更加茅塞顿开。每一个公司内部组织的微观单位，无异于宏观经济内的多种市场主体和公共政府等角色。

汪丁丁，任教于港大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为《读书》长期撰写系列文章，谈制度经济学、博弈论和道德哲学。集结成册，于是有《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该著作谈到的问题很多，我将根据阅读的进展和其中有领悟的地方加以"断章取义"和"借题发挥"，留下点滴思考心得。

（1）双向互动的"理性预期"

著名的"卢卡斯批判"认为任何政策都是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弈。双方力图猜中对方的最优策略。因此，任何政策效果都是双向的、动态的，甚至有些是抵消的，政府不能企图把市场经济当作一架被动的机器来单向控制。卢卡斯，包括"理性预期"学派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对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诸多分析，反击了凯恩斯主义倡导的政府参与经济运作的模式，推崇私人部门的"理性预期"，并阐发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

这些理念对应着很多经济现实：西方世界在经历凯恩斯主义带来战后繁荣之后的增长缓慢，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赤字问题。甚至，我联想到，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增长也是因为微观单位的新技术运用和新经济浪潮，而不是政府力量的结果；我还联想到，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因为采纳凯恩斯主义，用政府投资拉动经济，配合着目前的政治体制，虽然带来经济表面繁荣，但内在结构问题丛生。经年积累的后果之一就是现在的经济权益分配向政府和垄断性、资源性行业越来越严重的倾斜，损害到微观效益和公平原则，不利于民间激发技术创新能力；事实上，政府想要推动的扩大内需，一直处在乏力状态，根源之一，也在于此。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挤占了民间投资渠道，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好处没有体现在普通居民的工资增长上，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都导致居民对未来的"理性预期"保守不安定，消费心态自然放不开。

"理性预期"理论的个中推演比较繁复，在这篇笔记中我不加详谈，只提一点感悟：公司各部门甚至个人，就相当于市场经济中的各经营主体，公司管理部门，就相当于政府管理社会--以往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段终于被证明是不适应经济变化的速度的，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上层建筑可以对庞大的信息量和全部可能性的决策方案做出及时、精准的最优选择，没有人能够完成这么复杂的计算；那么，公司管理制度就同样不应该是集权式的、指令式的，而应该选择一种能激发微观效率、良性互动的模式，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对部门和个人"理性预期"的处理。

（2）知识结构、博弈均衡和沟通

沟通的偏差甚至错位成为韦伯和德克海姆等社会学家深刻焦虑的"现代性危机"。现代化带来的分工细化和专业化，每个人占有了与其他人不同的知识，使得人们价值观念越加多元分野，社会的道德共识被进一步瓦解。汪先生书中举了辛普森审判中显露出来的法律知识局部化，使陪审团最后的决定让很多公众出乎意料之外。每一个人，他或她的知识结构都使其从其局部角度（职业、阶层等等）来理解原本应当是普遍主义的法律。

在著名的"囚犯悖论"博弈里，两个囚犯都知道互相信任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他们仍然选择"不合作"策略，即纳什均衡。每个人的推理过程都是无限性的：假如我选择"合作"策略，我的理由是什么呢？必定是我要相信他也选择合作，但他又怎么知道并根据我的合作来采取合作态度呢？于是，两人的博弈就停留在一个低水平的均衡状态。

博弈中最困难的不是重复说多少次"我知道我知道"，而是重复推演"我知道他知道"。也就是现象学创立人胡塞尔说的"主体间性"：指称一件知识当我认为真确时，是否别人也认为真确。我们经常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就是从自己的理解去揣测他人的想法和意图，譬如，根据自己知道的信息，想当然的误以为他人也知道；或者根据自己从事的局部工作去对他人谈论的总体问题做出偏向性的断章取义。

整个环节需要甲和乙共同拥有的"公共知识"，否则推理就会在某个环节中断。那么，"公共知识"从何而来呢？（1），是博弈之前大家都同意建立的游戏规则；（2），事前大家的"习惯行为"或习俗；（3），博弈者所在的文化环境提供的。在这里，可以看到，1和2都不能解决前边所说"囚犯悖论"所带来的低水平均衡，因为这些事前大家谈好的游戏规则和自己形成的习惯，其自身都仍然是个甲与乙的循环论证过程，难以推出一个高水平均衡。而唯有3，按哈耶克的说法，"我们的理性与我们的道德一样，都是演进选择过程的结果"。公共知识来源于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包括道德传统，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合作的知识，乃是人类不断变化长期演进的产物。

把文化传统拿到公司管理中来讨论，其实并不是很多人平常对企业文化的表面理解--搞几场球赛，或开几次头脑创意风暴会，就能使员工团结向上。归根结底，最核心的本质是如何提升人与人的交流合作状态和效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包括激励机制--公司与员工搏弈；包括生产制度--我们管理中经常谈的工作流程安排，各部门员工和部门上下级之间的博弈。所以，好的公司文化往往是大公司十几年到几十年长期演进积累的结果，其许多制度细节能使员工通畅而准确到位的进行沟通（题外发想：在现代化大规模社会生产的背景下，光依靠"沟通从心开始"是远远不够的，心有灵犀的奇迹只存在于一小部分人之间）有了好的制度文化，才有好的沟通，从而效率才成为保障。而效率正是经济学最关心的问题，从而，制度、沟通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使管理学与经济学走得更近。其中诞生的一个分支学科--制度经济学和一个重要概念--交易费用放到下一节探讨。

（3）机会成本与交易费用，效率与效益

前言：效率和效益是业务经营中的一体两面，一个是过程，一个是结果。过程决定结果，没有效率，效益就是扯淡。所以我们要全面、重点的看待运营效率问题--制度经济学在效益体系里充分考量了效率因素，把"时间"消耗所带来的机会成本、交易费用等概念作为成本计算的重要起点。

以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公司）运营的关键在于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达到利润最大化；用管理学的语言来描述，则是关注不同利益诉求的人们在行为博弈中，如何以快速、高效的模式完成整体产出的高水平均衡，包括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利润增长目标--如何令一群生而自由、各有所想的个体牺牲自己的某些福利而去遵从某些规范，最终和别人结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群体；或者说，一个稳定的公司结构是如何把不同的个人和部门协调运转起来的。无论"配置"还是"博弈"，其实都是行为各方有进有退达成交易共识的一套游戏机制。

交易，或者交换，在这里是个中性词，表述着一个分工的社会，进行合作和结合的实现方式；这，也是公司存在的基础。老板投资，提供一个产品制造、资金链或客户资源的平台；员工选择企业，又未尝不是将自身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双方都在博弈中寻求自身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产出提升。

那么，什么是交易费用？汪先生散落在书中的有两种提法。
定义1：协调组织人们在劳工分工时发生的利益分歧所费资源的价值。
定义2：在不完备的知识集合上对可供选择的制度做出决策的机会成本；简单的概括，就是制度成本--选择或形成一种制度（交易方式）的消耗。

交易费用得以产生的前提，是A、交易双方或多方，有着不同的利益分歧；B、决策中的不确定性，面临多个可选择的组合方案--交易双方并不能在信息不完全的时候将自己的成本价格压到最低，不知道压到多少的时候停止讨价还价才是最划算的。多种选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左右了交易费用的大小（达成共识所消耗的周折，以及做出一个非最优选择时丧失的机会收益）、以及成交效率（达成共识的速度）。以至于熊彼得对企业家的定义是--从处理不确定性获取利润的人。可见，企业家的价值和意义，从B的角度来说，是在于把企业内部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沟通化为确定的生产模式，并把企业外部面临的不确定的市场风险转变为确定的机遇；从A而言，则是协调各方分歧的利益需求，统合到一个"合力断金"的局面。可见，降低交易费用的问题几可称为企业家的中心任务。

新制度学派把交易成本按时间分为两类：1、事前费用，发生在契约签定前，包括生产信息、交换信息，讨价还价的费用等；2、事后费用，发生在签约之后执行契约、收获和利益分配的过程中，包括监督、惩罚、奖励、怠工等造成的费用，即有效监督的费用和由于监督无效带来的成本。

人们拥有的基本权利和资源被界定之后，开始产生各自的需求与供给，交换过程开始，并通过交换使权利产生更大的价值。这里，我们先审视交易时的环境状况，包括有两个影响交易演变的条件参数：A、一个确定的知识结构--技术知识整体在所有参与分工的人当中的掌握和分布状况；这个结构决定了人们可利用的资源，决定了可以把投入转换为产出的方法。B、一个可交换的权利结构--基本权利在人群中的分布状态；这个结构为生产者提供着行为激励，协调他们的行为方案达到均衡。

这两个结构系统是我们在管理上可以去着力调整的因变量，它们通过对另一个重要变量的影响来作用于交易费用--各种信息不完备、不确定或不对称的情况；制度经济学对此的看法是，不同的信息分布下，知识结构和权利结构的变化，对于效率的提高有不同作用：1、交易环境的信息不完备，在这种情况下，权利结构的改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技术知识的进步才能改变人们的收益。书中举了坏天气之于农业和汇率变动之于进出口商人的例子说明这一点；2、关于行为的信息不完备（行为不确定性），这时候，权利结构的变化则可以改变人们在博弈中的收益分配和总收益状况。第2点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行为的不确定性表现在人们签约时不可能知道双方在下一阶段的安排和守约情况，考虑到这个风险，理性的人们会在第一阶段就讨价还价，甚至在第二阶段还明里暗里的继续这个还价过程，以通过产权交换来改变权利结构，并相应带来知识结构的变化。

汪先生还指出，应付环境不确定性的办法是"保险机制"，譬如荒岛上的鲁滨逊可以把一部分时间用来种植粮食，一部分时间打鱼，他的收入随天气影响而变动的幅度就会小很多；而多人搏弈下的行为不确定性和环境不确定所带来的行为不确定，就涉及交易费用。而至关重要的就是，找到有效解决的方法和途径，减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最后使之停留在一个高均衡水平的成交状态。

交易费用往往粘合在生产的技术费用中，交易费用的多少会相关影响技术成本的大小变化。很显然，大家达成合作默契和策略共识的过程越漫长，消耗越大，技术升级和普及应用的效率就越低，两者密不可分。为什么在一个人事制度复杂员工关系不融洽的环境里很难造就技术创新，原因就在于此。分工合作，合作不顺畅，成果自然不理想。

生产知识包括：
1、与生产的社会属性无关的技术知识，这又可分类为A、技巧，譬如设计师自身的审美和操机速度，是个人通过亲身实践而掌握的，没法转让给他人；B、通用的技术知识，可以相互教授给他人而且交换之后使规模经济更有效益，例如学校的数理化课程；
2、关于如何协调参与生产的人的知识或制度知识。技术知识分布在不同分工的人手上，而制度知识是用于协调分工，所以必须被参与分工的全体人员掌握，也就是说，制度知识属于公共知识。

制度知识也分为"不可交流的"和"可交流的"。前者例如合作伙伴之间的默契和直感，在东方儒家文化背景的企业里很普遍的使用着这种合作方式，公司员工之间经常开展团队活动会有助于此；后者是许多社会公认的基本价值观念，当伙伴之间需要配合时，这部分"公共知识"可以让他们选择同一个目标和方向，同一个判断的均衡点而不是分歧的。通过模仿培训，成员之间建立起这些公共知识，基本权利结构和社会契约才能建立起来。

制度知识可以提供使彼此理解和认同的公共工具，从而减少搏弈中的行为不确定性，最终减低交易成本，带来更多的报酬激励和好处。所以，我们不断演进我们的制度安排，同时还要通过积累、培训、会议颁行、惩戒等手段使这些制度成为明确的、可交流的制度知识，在员工中传播并成为潜意识的习惯。这样才能不断降低成员之间的交易费用。

回到我们的公司管理，以上对汪先生三篇论文的精华整理与发挥，虽然长篇累牍，但却使我们清晰许多基本道理：要提高公司应对大规模业务的吞吐量和消化效率，第一是分工与授权，在此基础上明确每位员工的责、权、利--也就是上边反复提到的一个可交换的权利结构。这一点不明确的话，就必然为企业带来更多不确定的因素和后果，也就是交易费用的高昂。现在我工作的公司中推行的项目总监负责制就是授权下放，提升每个员工的经营意识，让总监与项目内成员进行这个可交换权利结构的交换与合作，从而盘活微观单位的交易生产效率。该过程是市场机制在企业内的翻版，无论理论还是事实，都证明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的最优性以及是效率提升的最优办法。而一些市场机制容易带来的贫富不均等分配问题，则可由公司上层的技术手段做宏观调控。

第二，分工带来知识结构的分离和彼此见解的分歧，所以要构建明确的制度知识，使公共沟通更顺畅，更容易找到一个高水平的共识均衡点，就是在两方面营造和培养制度知识：A、不同知识结构和不同部门的人可根据项目需要灵活搭配在一个共同小组里，共同的方向使小组内成员更容易磨合出默契，而经常跟不同优点的他人搭组，使默契在全公司扩散；B、项目总监可以是任何技术特长的人出任，但要从项目经营的角度把控，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通才，这个通才就承载着一个沟通不同知识结构员工的制度知识系统。

看许多企业和行业的成败兴衰，甚至区域与朝代的更迭，其实背后都有经济规律的手在操控，逆规律而行就是缘木求鱼。无论五十年代的计划集中模式，抑或八十年代的市场放开，都是不同社会规模和环境下的管理需要；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寻找更好的合作方式的历史，是经济史，也是管理发展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撰写《万历十五年》的黄仁宇将西方经济学中宏观与微观的研究体系借以审视中国大历史，以数目字管理的缺失来刨析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非效率性；美国前国会图书馆馆长丹尼尔·布尔斯廷注重大时代发展背景中民生数据和社会民众细节的历史研究视角；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算与汪先生的从经济学看哲学、本文的从经济学看管理异曲同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