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三人谈》---对话.表演.谈判

　　在这样一个经济学教授们都忙着朝顶级学术刊物投文章的时代，宛如艺术家们努力说服大型博物馆收藏自己的作品，这样一册对制度经济学含义进行反思的谈话录是极为难得的，它至少表明三位作者热爱的是经济学本身，而非它的功用。其中，汪丁丁教授一直是主张“对话的逻各斯”的。不但因为引文中的那句卢曼的名言（而且卢曼认为这是他的逻辑起点），连哈贝马斯都觉得通过“话语”来“交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交往行动参与者必须把语言作为直接理解的一种媒体，发言者和听众都必须从自己解释的生活世界出发，以研究共同的状况为目的来沟通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黑尔指出，这种阐释学是以一种脆弱的形式实用主义的不同类型的尝试为基础。哈贝马斯也承认，这种交往行动仅仅是临时的。在很多情况下，对话都不可避免地成为高夫曼所说的“戏剧行动”，即行动（对话）者掌握行动的目的之后，以一定方式进行自我表述，从而让观众或者读者以一定方式看到和接受自己的东西。

　　虽然生活世界的重叠，使得我们谈话中的共识不会为空，但也仅能保证这一点，对话永远是一种冒险。故而我赞同德里达对“对话”和“谈判”的区分，后者必须套上更强的内容约束。事实上，丁丁自己也赞同博弈论新近发展中的对“共同知识”和“博弈形式”的区分，即我们需要比“逻各斯”更强的“博弈形式”来保证对话的展开，对话的逻辑一致性。只有明确了交往行动的作用，才能明确所谈内容的指涉。

　　对话不是聊天，正如艺术不是生活，医学不同于巫术一样，前者由于其严肃性而被分离开来，至少在这里对话是一种有目的的行动，目的就是去理解制度，理解制度经济学。

　　存在，认知与交往

　　不同的认知系统之间由于运作的封闭性而无法相互访问，可它正是因为交往行动而封闭。所以，制度是什么？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默认了制度的存在。如果我们不需要理解制度，那么制度就不存在，或者说制度存在与否没有任何差异。而海德格尔则更进一步，“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我们生活在传统中，生活在时空中，生活在制度中，这注定我们必然也必须在制度中寻找制度。制度并非超越，我们自身也卷入制度，追问制度就是追问自身，我们创造了制度，在场的制度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制度经济学。

　　《易·节》中就有：“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制度以天地四时划分，即意味着制度并非原初的词汇，我们必须用更原始更基本更贴近自然的概念来诠释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源头根本不是古希腊色诺芬的《家政学》（那是对话），而应该是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在亚里士多德之前，ｎｏｍｏｓ（约定）与ｐｈｙｓｉｓ（自然）并不是截然分开。韦森提醒我们从人为和自发这两种途径去反思制度的根源，从而给予“非均衡”的制度安排以正当性。但这显得并不彻底。

　　我们可以发现，三位作者是深知这个问题的困难程度的，于是他们换了一种提问的方式，转而追问“什么是制度”，追问事物的外延和内涵，从逻辑来看，这两者是等效的，当然列举必须完备。他们采取培根的归纳法，似拙实巧，实在有一片苦心，严复就说过，“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内籀（归纳）”。

　　制度毫无疑问有“规则约束”的意味，这也是诺斯给出的定义，但“约束”意味着“权力”的存在，权力可分成不同的等级，制度的范畴也随之时大时小。而且制度非有形之物，即使是明文记录的所谓正式制度，它的真正含义也必须在系统实际运作中体现出来。所以，制度还必须是一种过程。

　　主流的经济学观点都认为“制度”是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我们可以像控制货币，劳动一样地改变制度，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通过“非经济化”来把握经济活动、经济系统的边界，但“非制度化”则困难得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经济活动（市场交换）也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嵌入制度结构而非反过来。所以，研究制度经济学最基础的工作是沿着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等人的进路重新理解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卢曼说社会理论的终极功能之一是将不确定的复杂性转换成为可确定的复杂性,即从分离、断裂、边缘、“他人”这些反常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的功能和制度与组织之间的关系。

　　制度依托的媒介是人，或者说人的存在，而制度采取的形式ｆｏｒｍ　多种多样（按照经济学的习惯至少可以区分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但内容也是人。科斯和张五常都意识到，只有鲁滨逊·克鲁索的世界里不需要制度安排。人的存在即是制度的存在，人的交往即是制度的运作，人的组织是制度的均衡，组织的变动是制度的变迁，最重要的一点，人的记忆是制度的传统。

　　交往行动是维系制度媒介与形式的关键。同时，交往是一个自我决定的过程，或者说是系统的自组织。人们制定制度，制度指向自身，指涉的指涉，递归无穷，终于趋于稳定，即所谓的均衡，纳什均衡。

　　参与社会交往的理性个体，必须要独立地观察社会，按照经济学假设，他们至少要观察市场价格。因为不会观察价格，或者不会按照特定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的人，也就是不符合主流社会科学优胜劣汰的个体都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所以，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轻松却又严肃地仅仅观察“别人如何观察”，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参与社会交往增进制度理解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