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里最经典的例子之一。讲的是两个嫌疑犯（Ａ和Ｂ）作案后被警察抓住，隔离审讯；警方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如果两个都不招，因为证据不充分，两人都只能判1年。如果只有一方招了，属立功表现，功罪相抵，无罪释放；而另一方则属抗拒从严，判15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各判10年；如果都不坦白则因证据不足各判１年。

那么这两个囚徒是该合作还是背叛呢？在多种选择的组合中大家都很容易明白，在这个例子里，博弈的参加者就是两个嫌疑犯Ａ和Ｂ，他们每个人都有两个策略即坦白和不坦白。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Ａ和Ｂ均坦白或均不坦白、Ａ坦白Ｂ不坦白或者Ｂ坦白Ａ不坦白，是博弈的结果。Ａ和Ｂ均坦白是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这是因为，假定Ａ选择坦白的话，Ｂ最好是选择坦白，因为Ｂ坦白判10年而抵赖却要判15年；假定Ａ选择抵赖的话，Ｂ最好还是选择坦白，因为Ｂ坦白判不被判刑而抵赖确要被判刑１年。即是说，不管Ａ坦白或抵赖，Ｂ的最佳选择都是坦白。反过来，同样地，不管Ｂ是坦白还是抵赖，Ａ的最佳选择也是坦白。结果，两个人都选择了坦白，各判刑10年。，而其中之一：在（坦白、坦白）这个组合中，Ａ和Ｂ都不能通过单方面的改变行动增加自己的收益，于是谁也没有动力游离这个组合，因此这个组合是经济学家常常研究的纳什均衡问题。

“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只是理想化的东西当中，总是存在着太多的“如果”，太多的“假设”，可往往现实是不承认这种“如果”和“假设”的，因为人们内心深处始终存在着一个独立的空间。而人类悲剧性的因素也就在于抱住所谓的“理论”不放，还自认为是聪明，认为正是这些“如果”与“假设”的存在，使他们对自我的剖析清晰起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困境”游戏。在荷兰召开一次“合作及社会两难困境研讨会”，到会的都是博弈论的专家，会议结束后，有两个主持提议大家玩一个游戏：每人拿出一个信封，请到会的43位学者拿钱放到里面，如果总数超过250元，两位主持就自掏腰包退还每人10元。如果不超过250元，就统统没收，大家都拿不到钱，当然大家都不可以交流，而此时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很简单，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每人要付出的250/43=5.18元。如果为了防止一些人少付或不付，每人也可多加一点如7元，那么等到最后，大家还是可以赚3元。但实际结果是总共245.59元比目标250少了一点点，学者们都不敢相信：他们才刚刚结束了两天的“合作研讨会”啊！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很真实的一面：生活中，我们都预期别人做他们所该奉献的那部分。真是那样，我就没没有必要比别人多付出一点，反正多了也是浪费，另一方面，如果我少付一点，最户大家还是会超过目标，所以让自己多赚一点也没关系。可是事实是真如此吗？

“囚徒困境”如果是基于理性的逻辑分析的话，那么，这种“理性”的思维能够带给国人什么？传统文化中的传统与优雅到底相距多远？博弈（除非你早已精通，并对这种技巧津津乐道，否则，）它是需要很高的技巧性的，是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的。在这里，我想如果博弈的结果最终是一种“中庸”之道的话，那么是不是“井水不犯河水”“各人自扫门前雪”就算自保了？当然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成立的，至少它存在很多的前提性因素没有说明.看到一句话“好人就是对你好的人，坏人就是对你坏的人”很简单，却值得我们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