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会成本理论的失效促使皇帝杀功臣迫不得已。
功臣冒风险造反的主要原因是其本身为风险爱好者。一个人之所以会去做一件事情而放弃做另一件事情，一方面是其自身的个性决定，而另一方面，主要还是取决于两件事情的机会成本，即如果某人做事件a而放弃了进行事件b，那么，事件b的机会成本通常会大于事件a的机会成本，例如，我们不能简单的通过一个人考试不作弊或讲诚信这个现象就得出此人一定不存在投机心理（当然，讲诚信和投机心理关系不大，这里只想说明问题），我个人认为一个人诚信的深层原因在于作弊行为的机会成本远远大于考试不作弊的机会成本，否则，考试中的道德底线迟早会被突破，这种情况其实也是设置制度甚至是法律的依据。同样，皇帝想要稳住自己的江山，防止功臣造反最好的办法便是增大功臣造反的机会成本，皇帝可以将造反的机会成本提高到掉脑袋，但是如果功臣若不惜生命去造反，那么这种机会成本理论就会失效，因此皇帝杀功臣是必然。

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造成功臣造反。
由现代信息经济学可知，谁拥有的资源越多，谁就应该是赢者，而皇帝对代理人的激励，诸如给功臣们高官厚禄以协助其管理国家，这件事实际上已经让本属于皇帝自身拥有的资源流向了功臣手中，不仅是有形资源，更多的是无形资源的流失，直接面向百姓管理的功臣很容易获得自身的势力即无形资源，而皇帝对百姓的管理却要通过这些功臣实现，所以，尽管在上文提到，功臣本身是风险爱好者，他们甚至不惜生命敢于造反，但他们肯定也能意识到不作无必要的牺牲这个道理，所以只有当功臣拥有的无形资源大于皇帝时，也正是天时地利人和之时，起义造反在所难免。造反成功则产生一位新的皇帝，新的朝代，曾有外国人评价中国的历史仅仅是几千年的简单重复，我觉得这种观点并不是没有道理，我个人认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更替却是有一定规律的，即使是历史简单的重复，其背后实际上是社会自身在努力实现资源配置的平衡，而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造反只是资源配置过程的一种表象，同理，封建社会的盛世则是资源相对均衡状态的外在表现。此外，尽管同西方的“天赋人权”相比，中国封建文化中倡导的“君权神授”思想是很愚昧，但我认为这种愚民思想对于皇帝管理功臣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皇帝杀功臣和功臣造反——“纳什均衡”的体现。
按照作者在案例中的分析，皇帝与功臣之间处于信息的非对称状态，因此皇帝担心功臣造反要杀掉功臣，此外，作者在分析功臣造反的原因时，主张了两个观点，其一，那些开国功臣本身就是风险爱好者，以至于其会“提着脑袋干革命”；其二，功臣之所以勇于造反是因为未来做皇帝的预期高收益。所以结论是功臣要造反，所以皇帝一定要杀掉功臣！我赞同作者的分析结论，但我个人认为，除了这两点原因之外，其中还有一个促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即皇帝选择杀掉功臣，功臣选择造反是非合作博弈均衡的体现。
功臣的选择（造反，不造反）；皇帝的选择（杀功臣，不杀功臣）。由于皇帝与功臣之间信息的非对称性，即皇帝不知道功臣会不会造反，功臣也不知道皇帝会不会杀掉他，所以皇帝选择不杀功臣与功臣选择不造反的结局不会出现。以下分别从功臣选择不造反和皇帝不杀功臣的角度出发，简单的分析不造反与不杀功臣的结局不会出现。
首先，从功臣的角度出发，如果功臣不造反，那么他将面临两种结局：1，为皇帝效命；2，被皇帝杀掉。终身为皇帝效命，放弃作皇帝的预期收益对于功臣或许是种理性的选择，但是如果功臣选择了为皇帝效命，又要承担可能被皇帝杀掉的风险，这与功臣本身是利己的风险爱好者前提矛盾，因此，也就不符合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所以结论是功臣宁可选择冒风险造反也不会承担为皇帝效命却坐以待毙的风险。其次，皇帝如果不杀功臣，同样也会有两种结局：1，功臣不造反；2，皇帝江山可能不保。通过对功臣的行为分析，可知如果功臣选择了冒风险造反，那么皇帝事实上只能被动的接受江山可能不保的结局，皇帝在承担失去江山风险与道德风险的双重成本下，选择先发制人杀掉功臣才是皇帝的支配性策略。所以，对于皇帝与功臣，他们都有理由确信他们选择的决策（杀功臣，造反），均是回应对手的最优策略，而最后出现的这种皇帝要杀功臣，功臣通常会造反的局面构成了“纳什均衡”。
另外，管理国家方面，构成皇帝与功臣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下，皇帝同功臣之间的确存在着信息非对称，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历史上皇帝杀功臣才能保住江山的这一信息无论对于皇帝还是功臣都是透明的、对称的。因此，以上所讨论的出现这种“纳什均衡”的前提是：对于皇帝而言存在已知的功臣造反的道德风险，而对于功臣，同样存在着已知的被皇帝杀掉的可能性。所以结论，实际上皇帝与功臣存在的信息并非像作者所分析的那样完全非对称，并且对于皇帝，事前功臣造反的已知道德风险确实是存在。

皇帝杀功臣案例：历史中的经济学——皇帝为什么要杀功臣

作者：刘伟http://bj3.netsh.com/bbs/110213/messages/1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