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霍特林空间竞争模型

价格博弈的纳什均衡结果是每一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与运输费用 和竞争对手的生产成本 正相关，而与自己的生产成本负相关。这一结果是伯川德价格博弈的标准结论。[9]

在求解第三阶段价格博弈后，我们来求解第二阶段的努力博弈。假设生产成本为线性函数 ，努力的负效用为二次函数 ,这里 是企业 的实际单位生产成本， 是“固有”单位成本， 是经理 的努力水平。我们证明两个经理的努力是战略替代的（即如果一个经理的努力增加，另一个经理的努力将减少，如同产量竞争博弈），而且给定另一经理的努力水平，每一经理的努力是其剩余分享份额的单调增函数。在均衡时，每一企业的市场份额随其经理的剩余分享份额递增，同时随竞争对手的剩余分享份额递减。

在第一阶段，考虑到剩余分享份额会影响第二阶段经理的努力水平，两个地方政府进行一场非合作博弈，选择各自企业经理的剩余分享份额 以最大化地方政府的收入（满足经理的参与约束条件）。地方政府的收入由两部分组成：税收和利润分成。地方政府必须权衡的是：增加经理的剩余分享份额会使企业获得更高的总利润从而政府自己可以得到更多的税收，但同时亦会减少其利润分成份额。我们将前一种效应称为“激励效应”而将后一种效应称为“分配效应”。我们有如下结论：

结论1 存在一个临界竞争水平（用 表示），使得：（1）如果 ，完全民营化（ ）是子博弈精炼均衡；（2）如果 ，非民营化 是子博弈精炼均衡。

换句话说，当且仅当竞争充分激烈时，地方政府将使企业民营化。直观上看，如果竞争充分激烈，则激励效应就会超过分配效应。因此地方政府更愿意分享税收而非利润，否则，利润分享份额增加带来的收入增加将小于税收减少带来的损失。这一结论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份额对经理激励的敏感性与竞争强度正相关。[10]自己的及竞争对手的激励程度对市场份额的边际效应随竞争的强度递增（注意：竞争对手的剩余分享份额对其市场份额的影响是负的。）因为地方政府的收入直接取决于企业的市场份额，当竞争加剧时，促使经理降低成本的压力就更大。

尽管在对称均衡时，努力水平独立于竞争强度且只取决于剩余分享份额，但两个政府之间的战略互动却意味着，当竞争加剧时，每一地方政府为了使经理更加努力，都会把更多的剩余分享份额让渡给企业经理。这样，当竞争加剧时，努力就变得更有价值，从而竞争通过改变剩余分享份额对努力的总效应通常是正的。

在模型中，临界竞争水平 与地方政府的税收份额（由中央政府确定）正相关。这样，地方政府的税收份额越大，民营化就越有可能出现。地方政府的税收份额越大（给定总税率），激励效应就越有可能超过分配效应。如果我们将税收份额重新解释为地方政府对企业市场份额关心程度的一个参数，则上述结果就意味着地方政府越关心市场份额，企业就越有可能被民营化。[11]

要使竞争有效，地方政府就不能设置贸易壁垒，而且他们必须有权制定其他经济决策并对竞争对手的压力作出适时反应。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假定地方政府有完全的权力确定税后剩余分享份额。如果中央政府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则民营化进程就会减慢。

结论2 如果中央政府确定税后剩余分享份额且平等对待两个地区，则最大化政府总收入将导致非民营化。换言之，没有地方分权，民营化就不会出现。

如果两个地方政府能够完全合谋，则他们联合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而无须民营化。在我们的空间模型对称均衡中，市场份额和利润水平都由运输成本唯一决定，与经理的行动及所有权结构无关。在非民营化时通过合谋，每一地方政府都能得到全部利润的 。[12]但通常来说这种合谋不太可能构成均衡，因为如果地方政府 坚持 ，地方政府 只要选择 就可以击败对手。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问题。特别地，当 时，我们证明，每一地方政府都会试图在民营化的道路上比对手先行一步，直至重新达到均衡。 换句话说，当产品市场的竞争充分激烈时，两个地方政府都必须对企业进行民营化以和对手竞争。地方政府相当于“囚徒困境”中的参与人，而民营化是其占优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