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判断比经济分析更重要
最近，阅读《经济风》第38期第3版一篇题为“课堂上的博弈——老师点名与学生上课”的文章，觉得有点意思。该文设计三种收益成本来分析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课堂博弈，体现了一定的经济思维。我在此并不是就文论文，而是有感而发，与该文的学术性评论无关。
现在的经济学已经成为显学，似乎社会中所有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了。特别是90年代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分析思维和理念传到国内后，把很多社会问题加以经济学分析似乎成为潮流。想想也不奇怪，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加里.S.贝克尔（GaryS.Becker）（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很多著作传译到国内后，国人才知道诸如毒品、犯罪、歧视等等社会现象可以用经济分析方法说得头头是道，而且似乎有学术性。国内有一份报纸《经济学消息报》就是很倡导这种融制度、信息、社会等多角度的分析方法，并以刊登该类文章为己任。我有几位仁兄在该报纸发表诸如爱情、打假球等问题的文章，并被结集出版。就拿“课堂上的博弈——老师点名与学生上课”话题来说，在google里一搜，类似文章4千多篇；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上也可以看到这个话题的讨论，甚至还可以找到兰州大学一名学生的“逃课现象的博弈分析”全文。
但我总觉得这种分析似乎错了。不是方法错误，是导向和思维错误。联系到最近两天中国政法大学“杨帆门”事件，更坚定了我的想法。我并不是要声援杨帆教授什么的，而是觉得当前过份强调经济和经济分析方法，对社会价值标准和人生观是一个极大的破坏。
其实，有很多问题是不便用经济分析方法来考虑的，比如，师生关系。经常听学生背后叫老师为“老板”，听学生说“混学分”等等，师生关系、学习功用已经被商业化得体无完肤，师道尊严、学术权威已经被大学生渐渐淡忘。很多学生已经习惯了校园被商业化侵蚀，已经习惯了市场法则，对很多要用价值判断才能理解的话题视而不见，或者已经改用经济观点看待了。那些过去被引以为耻的行为和现象，已经被学生和社会大众默许了，经济已经主宰了一切。对出卖肉体、对吸毒贩毒、对权钱交易，更多的人已经不去问价值观了，而是经济观了。
这可能是我国近20年市场经济建设的“成果”之一：习惯了经济，习惯了认可。有很多哲学工作者慨叹当今中国价值观的沦丧，我认为，经济学罪在其中。国人学习能力很强，一旦市场经济观念深入人心，很多社会现象也就在此中被默许和认可。
回到师生关系、课堂纪律，我觉得这样的话题不宜过多用经济分析方法来看待，而是要用价值观——该怎么样——来衡量它。只有如此，那些最起码的、中华传统的东西才会被唤醒，才会被遵从。
附1：逃课现象的博弈分析 [1]
张科举
（兰州大学2003级经济学基地班 730000）
内容摘要：在大学校园里，逃课已经成为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些课程的逃课问题还特别严重。本文试图用博弈论的知识，建立一个师生关于逃课与点名行为的博弈均衡模型，来解释日常学习生活中的这种学生逃课、老师点名的博弈现象。
关键词：逃课 师生博弈 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一、前言
目前大学校园里普遍存在学生逃课现象，学生逃课并不是去上他们喜欢的课或者去学习了，而是花在消遣方面了。面对学生逃课现象，学校和院系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加以应对，但最后的结果大多是效果不明显。尤其是到了大三以后，好多同学面临考研或找工作，上课给他们带来的效用进一步降低，逃课的主观动机更加明显。为什么学生要逃课？学生逃课到底是不是理性的？各个学校及院系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学生逃课现象？笔者试图博弈论知识出发，建立一个师生博弈均衡，来找出教学过程中到课率低的原因，并试图从教学制度建构方面对学校及各院系如何提高学生到课率[2]提出建议。
二、师生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模型
在模型建立之初，为了分析的精确和方便，我们需要建立几个假定条件：
Α：假定一个学生选择逃课给他带来的效用要大于上课给他带来的效用，及逃课是学生理性的选择。如果用U*表示逃课给逃课学生带来的效用，用U1代表上课给他带来的效用，那么：U*＞U1，以下学生类型都符合这个假定，即所有其他学生和这个典型学生同质。
B：假定某节课老师点不点名是在课前决定的，如果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条件下点名，那么上课的时间将不足以让老师讲完要讲的东西，而假定老师每次备课的内容又必须讲完。总之老师点不点名是在上课前决定的，在做决定时，将要上的课的学生到课人数对老师来说是不知道的。
根据B假定，老师做出点名与否的决策不受当时到课率影响（老师在决定是不是点名时肯定会受上次到课率的影响。如果上次到课率很低的话，老师会预期这次到课率也不会高，这样在备课的时候就会有意安排时间点名）。这样，一个典型学生与老师是同时在完全信息下（双方都知道对方要采取的纯战略）对上不上课和点不点名做出决策，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博弈就可以用以下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模型来描述。
在这场博弈中，参与人分别是任课老师（T）和一个典型学生（S），任课老师的纯战略选择是点名或不点名，学生的纯战略选择是上课或不上课。表1概括了对应不同的纯战略组合，师生的支付矩阵。其中a代表学生到课带给老师的效用大小，显然，a是到课人数的递减函数，若全班学生都到课，这个学生到不到课，对老师的效用产生的影响非常的小，设到课人数为n,则a=f(n),且f/(n)＜0。C代表点名给老师带来的效用损失（即点名成本）[3]，F为若老师点名对没有到课的学生的惩罚。这里假定C＜a F[4]，在这个假设前提下，从该典型学生角度出发，到课与逃课哪个是最优解，取决于老师点名与否。若老师点名，则到课是最优的（﹣a＞﹣a－F）；若老师不点名，逃课就是最优的（0＞﹣a）。从老师角度看，点名与不点名哪个是最优解同样取决于学生是否到课，若学生到课，则不点名是老师最优解（a＞a－C），否则应该点名（a－C F＞0。根据前面的假定，这里学生和老师做出判断都是根据以前到课情况的经验做出的）。因此，表1所表述的博弈中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进而需要找出它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学生
| 逃课 | 到课 |
点名 | ﹣a －C F, ﹣F | a－C, ﹣a |
不点名 | ﹣a , 0 | a, ﹣a |
老师
我们以PT代表老师点名的概率，以PS代表学生逃课的概率。给定PS，老师选择点名（PT=1）和不点名（PT=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UT（1，PS）=（﹣a－C F）PS （a－C）（1－PS）
=(F－2a) PS (a－C)
UT（0，PS）=﹣aPS a（1－PS）
= a－2a PS
令UT（1，PS）=UT（0，PS），即：(F－2a)PS (a－C)= a－2a PS
解上面方程得：PS=C／F
即：如果学生逃课的概率低于C／F，老师的最优选择是不点名；如果学生逃课的概率高于C／F，老师的最优选择是点名。如果学生逃课概率等于C／F，老师可以随机的选择点名或不点名。
给定PT，学生选择逃课（PS=1）与到课（PS=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US（PT，1）=﹣FPT 0×(1－PT)=﹣FPT
US（PT，0）=﹣aPT (﹣a)(1－PT)= ﹣a
令US（PT，1）=US（PT，0） 即﹣FPT = ﹣a
解出学生逃课或到课的概率临界点为：PT=a／F= f(n) ／F
也就是说，如果老师点名的概率小于PT= f(n)／F，学生的最优选择就是逃课；如果老师点名的概率大于PT=f(n)／F，学生的最优选择就是到课；如果老师点名概率等于PT=f(n) ／F，学生选择逃课或到课是无差异的。
因此，上述师生博弈构成一个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即PT= f(n)／F，PS= C／F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老师以f(n)／F的概率点名，学生以C／F的概率选择逃课。这个均衡的另一个解释就是，假设有很多学生的情况下，其中有C／F比例的学生逃课，有1－C／F比例的学生选择上课，而老师只能随机的通过点名知道f(n)／F比例学生的到课情况。
三、总结性评述：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得出一个典型学生到课的概率PS=C／F，由 PS=C／F可以得出影响学生到课的主要因素是：老师点名给老师带来的效用损失，即点名成本；老师点名对没有到课的学生的惩罚等两个因素。
对逃课的惩罚F越重，该学生逃课的概率就越小。对学生的惩罚，通常采用这种方法：一个学期点若干次名，超过几次不到者，就得不到这门课的成绩，至于一个学期点几次名，几次不到由老师的偏好决定。但是，假设总共点名N次，有M次不到者得不到成绩，这样一次不到的惩罚就可以看作是100M/N；即一次不到被抓就扣掉该生100M/N分。
点名成本越大，学生逃课的概率也就越大。现在好多学校都在实行学生为老师打分的制度，就是让学生给老师打分，来做为评定老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就会加大老师点名的成本，因为学生普遍不喜欢爱点名的老师，如果老师经常点名，最后学生给他打的分也会较低，理性的老师就会选择尽量少点名或者不点名，这样就不足以降低学生的逃课概率。然而如果不让学生给老师打分，又不能考查老师的上课效果。当然，从让学生到课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取消学生为老师打分的制度，可以选取别的途径来考查老师的上课效果。比如，可以采取教务处不定期抽查部分老师，去听这些老师的课等等。
参考资料：[1]《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张维迎著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11月第一版
[2]《策略理性思维》 泽尔腾（Selten，R.）著黄涛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3 (P99-P115)
[3]《经济学家茶座》第二十二辑 金明善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4（P109-P112）
附2：一团和气是伪现象?教授与逃课女生发生肢体冲突
2008年01月09日 07:54:04 来源：广州日报
杨帆，著名经济学家，1951年生于北京，2003年调入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环境保护促进会常务理事、国防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
1月4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在上“生态经济与中国人口环境”选修课的最后一节课时，因为逃课学生人数太多而与一名欲离开教室的女学生肢体冲突。
第二天，杨帆在学校官方网站发布“致有关院领导的信”，对前天晚上的事件做了简要说明，并要求学校处理相关学生。
同时委托其研究生公布了该课堂“未坚持听完课学生”的名单，称“原则上缺席者不能及格”。随后不久相关帖子都被删掉。由于中大教授与学生关系恶化，网上又掀起一场师生关系的大讨论。
事发：学生少教授关门
1月4日晚，该校昌平校区阶八大教室，杨帆教授给学生上生态经济与“中国人口环境”的最后一节课，不少学生在上课之时把论文上交后就离开。杨帆来了后先照着PPT讲了一会课，突然停下来，扫视了一下同学，发现人数大大不够。“我们就揣度着没来的人要倒霉了。”然后杨帆开始骂那些走了的人：那些学生不像话，把论文交了就想走，没道德欺骗老师。他表示没在的学生全部都要挂科。
后经统计，该课程报名有240人，有101人交完卷子就走了或听了几分钟就走了。
恶化：女生离场引发冲突
签到过后杨帆接着讲课。在阶八门口渐渐聚集了二三十名选修此课的同学。不久，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杨帆并不理会。
一名男同学忽然跑到门口，抬起脚狠狠地踹了一下门。杨帆打开门开始破口大骂道：“是谁踢的门给我站出来，扰乱课堂，混蛋，畜生！给我站出来，属老鼠的啊！！”杨帆见无人反应便愤而入教室锁上了门。
杨帆开始教育学生：不要这样的学生，合起伙来跟老师捣乱。我这个人脾气大，别把我惹恼了。我要干事不对，我就不敢这么横。这时，一名女生背着书包从后面一路走向门口。杨帆说：我没讲完呢！你干吗去？女生说：老师上课讲这些你不觉得很无聊吗？杨帆说：你才无聊呢！你叫什么名字？女生说：我又没选你的课！杨帆说：滚出去！女生说：干吗要滚啊！好好地走出去。
于是女生便出去了。据门外同学回忆，杨帆指着那个女生大喝：“站住！”并跑过去抓住其书包并称其扰乱课堂秩序，不尊重老师，要带其去保卫处。女生说杨帆一点为人师表的尊严都没有，并在扭打和挣脱过程中踢了杨帆几脚。杨帆怒不可遏，欲强行拉其去保卫处。期间很多同学加以劝说和制止。不久，保卫处的人赶到将女生带走。
杨帆：师生一团和气是伪现象
昨天，杨帆教授开了博客，对此事做了进一步阐述，记者也就此专访了他。而当事另一方的女生寝室电话一直没人接。曾接触此事的同行告诉记者，目前正值学校考试期间，校方已介入调查，该女生不愿露面。
记者：当时情况经过如何？
杨帆：她成心闹我的场，不是偶然进去的，我不让她出去，她非要出去，还说我很无聊。她没选这门课，我不让进她非要进，我不让出她非要出。我问她叫什么，她不说，我才捉她，否则就不会把她扭到保卫处了，而是第二天找她辅导员。
记者：学生说你骂人了？
杨帆：急了怎么不可以骂人？这么多学生把课堂当茶馆。不骂你就不能治你，我宁可不要这谦谦君子的美德。
记者：平时对学生这样严格？
杨帆：我的课是选修课，选了就得来上。我不考试但考勤。
记者：在这件事情上，您有个人责任吗？
杨帆：我不仅没责任，而且还有巨大贡献。要不是我这个脾气，就得让学生占上风，老师永远占不了上风，其他老师还真没有我这魄力，人要没脾气还叫人吗？人都有自己的底线。
记者：您说过老师现在是校园里的“弱势群体”，原本一团和气的师生关系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紧张？
杨帆：并不是一团和气。一团和气，也就是老师得容忍学生逃课，老师商品化、工具化。一团和气是一种伪现象。学生可以给老师打分，老师就得宠着学生，让他们高兴，容忍学生的毛病，完全没有师道尊严。
记者：和谐的师生关系是怎样的？
杨帆：坚持中国古代的师道尊严，这个底线是不能破的。
记者：有人认为这件事是教育体制的问题。
杨帆：不对，个人也有个人的责任，分清楚是非之后，再去说体制。只说是体制的问题，那是和稀泥。
评论：某些关系不容商业玷污
“博士发帖炮轰教授”事件的影响尚未烟消云散，中国政法大学又爆“杨帆门”事件。有人就此抨击老师“师”文扫地、师道不存；有人批评学生不尊师重道。近几年，中小学老师或打学生或猥亵学生或组织强迫学生卖淫等各类新闻不断曝光，早已提醒我们师生关系恶化及异化的现实。如今，这两个例子又将大学师生关系现状以一种激烈的形式反映在我们面前。
在传统社会，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学生格物致知。如今，商业思维大肆侵蚀校园，大学被称为“大学公司”。很多教授把提职称、凑科研成果、开公司、拉项目等当作“本分”；而不少学生又把大学作为混个文凭找份工作的手段。
就拿研究生教育来说，很多导师都把主要精力用在跑课题、拉项目上，学生则拿着导师付给的报酬编教材、写论文。因为是跟着导师“混饭吃”，导师这才有了“老板”之称。老师变“老板”，师生之间互相利用，近乎商业利益关系，又谈何尊师重道子？
教育产业化和大学扩招，流水线式的批量生产将精英教育的模式颠覆，但这并不必然导致传统的师生关系的失落。可现实是，昔日为人津津乐道的和睦师生关系日渐解体。应该看到，师生关系异化发生在整个社会市场化、商业化的大背景之下。而社会价值观和教育理念的蜕变衍生出很多教育新思维，比如交费购买教育服务。种种合力之下，如果没有各方的刻意维护，这师生关系之乱倒也不觉得意外。
表面上看，师生关系异化只不过是在为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埋单，但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何尝不是商业化、产业化的苦果。当整个社会在商业化道路上凯歌高奏时，我们不妨自问，是否需要为商业化划上界限，因为某些关系容不得商业的玷污。（记者谢绮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