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因为历史的原因，一直都是面和心不和的。因为，八年中日战争的关系，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彼此反感对方的。因此，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都做了很多荒唐事。

在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最热的事情是一个叫做“长谷川宏一”的日本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被中国各大媒体转载，文中表露了一个“偏右翼分子”的真实想法：他们大多数日本人愿意称宋朝以前的中国为中国，而宋朝以后的中国只配叫“支那”。文章开头的一句话就是“毫无疑问，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民族”。为此，当时我的思想政治老师——一个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的年轻见习老师还举行了一次辩论赛。题目是：如何对待日本人？当时，我——作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应当强硬对待日本人！当时，有一个同学持相反的意见，但是因为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举证的热诚，我最终让对方无法反驳。

多年以后，我每每遇到相似的话题时，听惯了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的慷慨陈词后，竟然也觉得有一些枯燥。这几年来，中日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好的。我一直搞不懂的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那么不自爱？日本人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在善良的中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那时，思考相关问题的时候，都基于一个这样的前提假设：我们是受害者。

为了搞清楚这些疑问，我曾有一段时间看了不少日本的研究文献，也重新认识了一些历史材料。在中国，就从来没有“大卖国贼”！尤其当“大卖国贼”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的时候。

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让我们学会了一个重要的本领：理性思维。而理性思维就是法治社会必备的要素之一，因为人治社会往往看重的是感性和直觉。所以，满清的慈禧老太后觉得过60大寿比建设北洋水师要重要。

国家利益的博弈是现实中最符合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的。所以，只要这个假设存在，那么博弈就能够顺利进行，而国际机制也就可以发挥作用。所以，在近代国家事务的考量上，理应是在机制下寻找利益均衡点，找到纳什均衡，而减少非理性的因素。

就像韩国人那样，因为别个拜神社而把自己手指给断了，就是典型的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因为，一个韩国人自己断指并不能改变日本人参拜神社的时候，而且对于发展国家来说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积极意义，因为对于日本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对于韩国来说则是多了一个残疾人口。这就显然是误国误民！

韩国人与日本人在国家成熟度上来说是有差距的。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今年，我们最熟悉的事件是，大批的韩国企业逃离中国，丢下大批中国工人不管，在中国赚够了钱就想跑路，却没有想过回馈中国社会大众，这种做法显然是不符合现代国际基本企业经营伦理！而我们至今似乎还是很少看到有日本的企业跑路的新闻。当然，这个例子中，韩国人是一个“纯粹理性人”，只要没有利润，他们就跑路，于是他们韩国人可以回国后还反咬我们一口，说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政策不好，所以他们跑得有道理！可是，无论是“理性人”还是什么人的假设，都有一个没有明说的人所共知的现实：参与者都要遵守规则！在这个事件中，韩国人违反了规则。

所以，谁违反规则，谁就不是成熟的国家。

那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就会发现我们国家的很多民族主义者是在败坏我们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而他们除了做这个，似乎并没有为共和国多做什么贡献。所以，当日本人拿“毒饺子事件”来说事的时候，我们不要牵涉太多的历史和个人情感进去，而是遵守国际规则，进行认真的调查取证，还原事件的真相。

所以，当网络上，有人倡导中日关系向良性发展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遵守世界的共识——和平共处！而不是，出言不逊。我曾在多个地方生活过，发现我们中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都有一些病态。例如，在江苏，我就遇过一个人说过这样的“戏言”——我们就应该把日本给灭了，把人口最多的HN、SC两个省的人都丢过去打日本，一举两得，即灭了日本，又减少了人口。这样的话，当我在重庆的时候，也听到地方的人提过，只不过这次是其他的省份。这样的话，本身就暴露了我国中的很多民族主义者心术不正。除了在网上谩骂之外，并无其他建树。

当奥运会开幕式上，日本运动员拿着中日两国国旗进场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成熟的国家的样子。愿我的祖国早日跻身世界成熟的大国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