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一向被视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的吴敬琏因为一句“春运票价不上张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惹恼了很多人，成了被炮轰的对象，一个个上升到道德层面的大帽子都扣了上来，我真是为吴老报不平，一来现在的媒体就知道断章取义获取新闻的轰动效应，二来那么多人根本就不考虑他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家，其次才是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当然要以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去看待一个问题，而不是那么感情化地一味地只为博得叫好声，况且他每次都能提出很具体中肯的建议，不像一些滥竽充数的代表就知道义愤填膺地批评而没有建议，要么提出的建议空洞虚幻不具备操作性，要不就是提一些不靠谱与民生无关的事。解决任何事情都需要听取不同的意见，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不是说某某提了一个什么意见，他就罪该万死，这样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讨论问题不要一面倒，比如九届政协的时候，关于体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大会发言都是一面倒的，现在则事实证明教育不能产业化。兼听则明，人和事情都需要不同的观点加以碰撞，理辩则明。要是吴老也要被这么骂成没良心，那中国经济学家不就全成了那些人所说的什么什么利益集团的代表了。这让我不禁想到了同是被指责为只为企业家说话，为权贵和利益既得者辩护的张维迎，那叫一个骂得狠啊，看来在中国现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出来说几句话没点心理承受能力还真是不行啊。其实包括张维迎在内的几位北大光华老师的课我都去听过，他们以前的研究和言论也多少了解了一些，在我看来贡献还是有的，比如张维迎就是提出价格双轨制的第一人，只不过经济学是很理性的科学，科学是不能进行表决的，制定政策可以用表决来决定能否通过，但经济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有多种选择，多种资源的配置，帕累托最优永远只是理想状态，纳什均衡才更具现实意义，让各方利益得到充分博弈。而且现代西方经济学发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上的，经历了几百年的洗礼，很多先人已经为其打下了非常坚实了理论基础，有了这些与其资本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基础，才能保证无论处在什么时期都会有顺应时代发展的新理论应运而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后盾，而在中国，连姓资姓社都经历了三次全民大讨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才刚刚由十四大明确提出，最近热议的物权法也甚至有人怀疑违宪违背社会主义原则，试想，连这些本质性的关键问题尚有如此多的争议，怎么可能诞生出一整套连续而又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理论为经济发展服务，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任重而道远呐

不仅仅是对经济学者，记得前段时间的一期《对话》节目中，《水煮三国》的作者成君忆称易中天在百家讲坛的一段说曹操抢新娘只是很顽皮的话证明他没道德感，并表示没道德的学者应被打到十九层地狱，易中天感到非常气愤，并回应到“在我看来争取说的权力，比说什么更重要。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力”，事后易中天在他的博客上写到：“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任何人都不拥有思想和言论的裁判权，都不能因为别人和自己意见不同，就声称或者实际上把对方打入地狱。”现在的这些人都是怎么了，什么事都喜欢上纲上线往道德问题上扯。中国文化中有一种传统，国人不善于学术讨论，善于以道德考量观点，以挖掘动机代替理性分析，这不禁让人想起弗洛伊德的人性本恶，但是不对呀，中国文化礼传统的儒家是认为人性本善的啊！唉，人们都开始摈弃传统的思想进而宁愿去接受外来的人性本恶之说了，无疑是一种悲哀，难怪都说现代的中国人没有信仰，一个民族没有值得坚持的信仰真是可怕，但这能怪谁呢，或许文化大革命算得了一个吧，浩劫浩劫，文明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