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的“救亡”似乎有点夸大其词，但和目前中国股市的氛围比较契合。我喜欢用“救亡”这么触目惊心的字眼，绝非哗众取宠，“救亡”本身的立体感和视觉的刺痛远非目前各界呼吁的“救市”之内涵外延所能涵盖。在我看来，面对甚嚣尘上的呼吁政府出面救市的“集结号”，中国股市面临的最大风险，已经由指数的暴跌，牛熊的拐点，转变成对十多年业已形成的股市哲学和理念的颠覆性选择问题，在指数的压力下，我们是重新回归“政策市”的桎梏，还是坚持市场化的制度建设的努力，毫不夸张的说，这已经成为关乎中国股市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李泽厚先生早年面对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发出“回到五四，重新启蒙”的呼吁，而面对中国各界呼吁政府救市的“一致行动的逻辑”，中国股市确实需要在观念和价值观上重新进行启蒙。

应该感谢美国的“次贷”危机，由此引发的中国股市的这轮暴跌实在太及时了，妖魔鬼怪全现形了。确实，两年的繁荣掩盖了股市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没有这轮暴跌，我们还沉浸在“资本大国崛起”的梦想中翩翩起舞，还陶醉于2007年全球最佳股市的虚荣中忘乎所以。更庆幸的是，在屁股摔得很疼的同时，暴跌也让我们检阅了关注中国股市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智慧，他们配合机构，向政府施压，力陈救市之重要性。在中国股市短短十多年的历史中，这似乎成了一个宿命和轮回：无论是暴跌还是暴涨，国人最终都会把眼光投向政府。诚然，股民在无奈之下，无力自救，只能求助于政府，似在情理之中。但把政府救市作为中国股市未来发展的定海神针，则是大谬，犯的正是方向性的错误。

我们看到，无论是证监会开闸放水新批基金，还是坊间盛传的印花税的即将调整的举措，无不是政府针对短期的暴跌而采取的手忙脚乱的“安民”措施。印花税该不该降，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共识。按照某机构的预测，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应该在5600亿左右，而07年股民上交的印花税就高达2005亿，差不多是上市公司创造利润的40%之巨，就公共政策的合理性而言，这种政策显然属于不过脑子的政策，政府高额征收印花税的初衷是抑制过度投机，但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蚕食股市竞争力的利剑。对于诸如印花税等对中国金融竞争力的提升显然有害的政策，管理层在一定时间内全面进行评估，并对其进行系统“拆除”、“清障”无疑是对的。但问题在于，不合理的政策无论在牛市还是熊市，政府都有责任加以清理，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救市”的措施而加以应用。将印花税和基金开闸作为政府的救市措施的最大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博弈规则和机制设计隐含的命题是：无论政府出台任何措施，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寻租”行为，而这种寻租行为带来的暴利将诱使利益集团基本可以左右中国股市的走向，让中国股市在暴涨和暴跌之间波动，形成“瀑布市”，利用政策的落差来牟取巨额暴利，这种功利主义的举措显然将使中国股市进入最坏的“纳什均衡”：利益集团利用政府的政策寻租，普通股民则成为这错综复杂关系中的最后埋单者被一轮一轮的暴涨和暴跌所绞杀。正如我在之前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所言，在任何时候，“救市”得益的绝非中国股民。对于资本市场这一个信息至上的市场，一旦强势利益主体的特权地位得以确立，中小投资者妄想摆脱被屠宰的命运，用阿娇的话说便是“很傻，很天真”。中国股市短短的十几年的历史，对于政府救市的饮鸩止渴之危害，大家是有切肤之痛的，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每一次暴跌之时，大家都忘记了过去的伤与痛，而把祈求的目光投向并非没有任何利益诉求的政府呢？如果中国股市的种种问题可以通过救市来解决的话，也未免太简单，“救市”只能一时安抚民心，对于中国股市的真正问题，并没有丝毫的帮助，反而因为“救市”等措施而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如果政府不是站在建立一个“良治”的制度谱系的角度去清理印花税等不合理的公共政策，而是将其作为维护自己权威的筹码，将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指数的高低捆绑，很显然将失去本已薄弱的合法性基础。韦伯曾言:“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如果我们同意这一论断,那么,对于中国股市的观察者而言,最重要的毋宁是—通过理念的更新，重新梳理政府和股民在整个制度链条中的权责与风险关系，通过制度对监管层的权力进行“减持”，通过法律支点，架构以法治为依托的股市信用关系，让市场的各种参与者脱离人身依附,将中国股市由具有浓厚寻租色彩的“身份市”改造成为“契约市”，让法治话语及其逻辑渗透监管层权力体系的重构中，这是未来中国股市发展的基本进路。

这种“范式转换”的难度不难想象，因为，要在一个缺乏法治传统和权力体制严重失衡的国家推进政府转型这一百年未有之变局,步履艰难本在情理之中。特别是在各种矛盾最集中的中国股市里面，面对错综复杂的权力格局、高度冲突的利益博弈和各种不可预测的金融风险。当前，管理层需要做的一方面是继续构建合理的法治布局，对印花税等制度重新进行检讨和评估，系统清理影响资本市场发展的诸多制度隐患，寻找与发达国家的理念距离，并通过制度的努力，促进理念与制度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另一方面，站在为历史负责的角度大幅度削减审批事项的范围，彻底“放权让利”，形成大部门，小权力的文明格局。比如，对于市场化的并购，窃以为没有任何必要成立并购重组委员会，对于基金的成立，更没有必要由证监会进行审批，这属于行政机关的自我革命，虽然痛苦，但造福后代，可以彻底让“政策市”成为遗产。邓普顿勋爵说过，“一个国家的财富不能依靠自然资源，它应该依靠人们心中的想法与观念。”如果我们不能为中国股市本身建构一种文明的哲学和宠辱不惊的文化，不能为世界资本市场之进步奉献价值观，无论指数如何飞涨，市值膨胀到多大，我们永远是资本市场的侏儒。

最后要说的是，金融危机里有一个著名的“蝴蝶效应”：我们不知道那只蝴蝶会扇动翅膀，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只要地球上某只蝴蝶翅膀开始扇动，就可能诱发一场惊涛骇浪般的金融危机。美国次贷所引发的中国股市的前所未有的暴跌更印证了“蝴蝶效应”的威力。对于那只蝴蝶翅膀会扇动，人类的智力尚不能预测，但对于股市稳定发展的哲学，人类已经懂得了很多，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这些人类通过惨痛教训得来的东西重新“启蒙”，惟有如此，方能图求强，在金融危局来临之时不惊慌失措，从容应对，为世界资本市场之发展奉献文明的价值观。

（南方都市报经济人之马光远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