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后期在经济思想史上崛起的新制度学派，从利益集团博弈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制度的变迁，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社会制度和法律，其形成取决于不同利益群体博弈最后达成的“纳什均衡”；而这样的博弈过程，主要由社会强势集团主导。因此，制度和法律的形成，既非天意神授、也不是全民意志的体现，而主要是社会强势集团利益的集中反映。
从这里可引申出一种分析框架：一个社会，其政治状况和政治制度主要由社会内部各阶层力量对比决定，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强势集团；决定社会力量对比的主要是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社会结构（这里借用“决定”一词，并非决定论意义上的“决定”，而是起“主要作用”之意），其中最关键的经济指标是人均收入水平。
任何社会的任何群体，都希望社会制度能够于己有益、为我所用，这就产生了围绕制度和政策的博弈。无疑，在这种博弈中，越强势的利益集团，越能占据优势和主动。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强势集团也受制于客观条件和诸多对手，做不到为所欲为。只有在力量对比悬殊的社会结构下，强势集团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社会制度，或者改变和扭曲已经形成的制度框架（如果这样的制度是以普适价值或绝对真理的不容置疑性动员了民众、并且在国际压力的关注下已成为现实，那么权势集团也不敢贸然将其公然抛弃，而只能千方百计扭曲、掏空这种制度，使其变形为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这就是在后发展国家中，社会制度普遍被大幅扭曲变形的根本原因。
在极度的实力悬殊下，贫困弱势集团即便依托于设计完善的制度，也无法抗衡强势集团的侵凌。强势集团在没有受到有力制衡的条件下，必然不断扩张自我利益边界，将弱势群体逼入生存困境，激化矛盾、酿造危机、引发动荡或革命。
要解决这一在后发展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危机之根源问题，在物质条件匮乏、社会结构紧张、强弱之势难以逆转的基本条件下，不能期望可以将危机连根拔去，只能因势利导，将其导向于危害最小。如果抛开价值感情等主观因素，从纯粹技术理性出发，人们会发现：某种类似于等级制的制度安排，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工具。
在社会竞争的普遍条件下，除个别极端情况外，贫富强弱双方矛盾冲突的激化，一般都是由于富者强者专注于竞争中的胜负得失所导致的。因此，必须有一种外在力量，能够调节、限制社会强势集团的行为，使他们不能行无顾忌。显然，在迄今为止所出现的一切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中，唯一有能力阻止、限制强势集团的力量，就是国家政权本身。
国家政权有能力限制和规范强势集团的行为，问题是它会不会这么做？如果我们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性存在，那么它确实有理由限制和规范强势集团的行为。因为强势集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短期化、极端化竞争行为，必然会威胁到社会底层的基本生存条件，激化矛盾、酿发危机，使政权本身的稳定和存续处于危险之中。
自有国家以来，人类社会的难题是：在现实中，国家政权从来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官员）组成的，政权的整体性只存在于观念之中。当这种观念（表现为官员们的忠诚和尽责）与官员个人切身利益发生冲突时，历史反复证明，大多数人都会舍前者而取后者；无论是儒家的道德教化，还是宗教的信仰威慑，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趋势。由于社会强势集团掌握了最多的利益资源，因此他们最有能力与政府官员结成利益同盟，使国家的制度法令政策，不但不会限制他们的竞争行为，反而会方便他们的竞争行为。在缺少有力制衡、反而得到有力臂助的情况下，社会强势集团必然更加无所顾忌地扩张自我利益边界，更快将弱势群体逼入生存困境，激化矛盾、酿造危机、引发动荡或革命--这是历史上在传统体制下以及今天在后发展国家中反复上演的剧目，这被称为传统体制的不治之症，这也是阶级斗争理论的生根源起之处。
根本问题还是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低下，由于缺少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达成利益妥协的物质基础，社会无法内生出力量均衡、无法内生出足以制衡强势集团、缩小力量对比悬殊的均衡格局。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发展经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
传统社会之所以无法解决上述难题、无法走出治乱因循的怪圈，根本原因并非是当时的精英阶层较之今天有所不同，并非他们特别的腐化堕落、行为短期化和“走极端”；而是如马克思所说：当时没有产生出新的生产方式--没有工业化，就没有资本积累，就不可能有随之而来的人均收入大幅提升、以及经济社会结构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就内生不出力量均衡，社会均衡就必须依赖于立场可疑的、易于被收买的“超然”仲裁者--国家政权。这样一种由外在力量强行维持的表面均衡，最终必然会被打破，差别只在时间早晚而已。
但是在现代社会，情况已完全不同。后发展国家只要能够将政权腐败抑制在一定程度内、并持续一段时期，经济发展就有可能带来经济社会结构和力量对比的变化，政治制度也可能变得更适合于维持均衡。这样，后发展国家就能赢得发展与危机的“赛跑”，走出治乱因循的怪圈。
问题是后发展国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怎么保证“能够将政权腐败抑制在一定程度内、并持续一段时期”？从人类社会史上、唯一大面积成功抑制了政治腐败的西方经验看，抑制腐败的灵丹妙药似乎是民主制度。但是，当许多后发展国家急急忙忙服下这副“良药”时，它们不但没有得到抑制腐败的预期疗效、不但腐败变本加厉，而且基本上都陷入比之传统体制还有所不如的政治困境：贫富分化、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失范是其共同特点，有的还要加上软政府、经济增长乏力等等症状。
民主政治的鼓吹者们关于后发展国家民主化进程操作不当、咎由自取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一种结果在相同条件下反复出现，那么说明它代表了一种必然性，而绝非“操作不当”等人为偶然。民主制在不同条件国家，反复带来不同结果；这说明，其中一定有些重要因素被人们忽略了。比较欧美民主制的成功和后发展国家民主制的失灵，人们会发现，二者在条件上的最大差别是其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由此或可得出结论：民主制是经济发达后的奢侈品？
民主政治的鼓吹者们辩解说：在西方国家民主制早期，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也是不高的。确实，最重要的是从历史中找出答案：今天发达的西方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正是沿着这条思路，我们找到了破解后发展国家社会危机难题的解法。
原来，所有在今天看起来美仑美奂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其物质条件欠发达之时，从来就没有搞过今天它们自己所大肆推销的普遍性民主制（普选制为其特征）。它们最先采用的，是一种依据财产数量或其它条件、严格限制了适用范围的等级制民主形式；它们的民主制度，是随着经济发展、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向外扩展、逐步推广边界的。什么叫西方成功经验？去掉盲目崇拜者的误读和别有用心者的误导，真正的西方成功经验是：等级制民主为经济运行提供了稳定秩序和有利环境，保障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导致人均收入提高，社会力量均衡局面扩大，普遍范围的利益妥协具备了物质基础，于是催生出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至于在经济落后国家直接推行符合现代价值观的宪政民主制度，并由这种制度推进和保障经济发展，这在全世界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成功例证(日本似乎是唯一例外，但日本无论是制度还是经济发展，都是外部因素主导的。其制度的外部强加可以复制，但经济在外因主导下的增长则不可复制。只能说,日本有幸碰上了百年难逢的历史机遇）。现在一些西方政客及其帮闲，把结果当作原因、要求后发展国家“民主即行”、政治改革一步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上面所描述的低效和混乱、导致政治困境和社会危机。可以说，他们这么做要么是出于无知加傲慢，要么是别有用心。
等级制民主的奥妙是，寓社会进步于社会稳定之中，寓主动作用于被动作用之中（所谓被动作用，是指对事物形成制约、使其静止于某一状态；所谓主动作用，是指能推动事物发生变化）：等级制通过一定程度的遮断竞争，在没有均衡的地方制造出一种“类均衡”，使利益妥协能够首先在有条件达成妥协（既有力量均衡、又有物质基础）的部分人（例如有产阶级）范围内进行；民主制则通过它的定期纠错机制，维持这种均衡，并且在政治决策集团之中，引入一种竞争博弈机制，使政策的制定趋向于顾及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会完全偏向既得利益强势集团。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可避免在社会各阶层实现利益妥协的物质条件成熟之前、过早释放出被体制压抑的社会能量，使社会陷入动荡不安；另一方面可避免贫富强弱双方走向极端，避免矛盾激化、引爆危机，为经济发展和其后的政治进程赢得时间--这才是西方成功经验的真实底蕴。
正是由于等级制具有这种在不均衡的地方制造出“类均衡”的功用，因此，这一不符合人类平等价值观的制度形式曾经在历史上盛极一时。实际上，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包括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至今还普遍存在类似于等级制的现象和做法。从广义上说，一切社会制度都是等级制、一切人类社会都是等级制社会。只要人类社会还需要组织化结构形式、只要物质和资源还存在稀缺性，人类社会结果的不公平就不会消失、类似于等级制的现象和做法也不会消失。
当然，后发展国家在今天来设计和实施这种类似于等级制的等级制民主形式，明显已不符合人类普遍的价值取向，也不符合人们今天奋斗努力的方向。因此，一方面必须因势变通，设计出人们较易接受的等级制民主形式（例如中国的“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应该明确这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只是权宜之计。绝对平等虽然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但人们朝向它的努力应该是绝对的。正因为它是长期目标，为了更急迫的需要，人们可以作出短期的迂回和变通；这就象中国在实施“计划生育”中使用强制手段一样，往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由此可见，后发展国家实施等级制民主的可行空间和回旋余地并不一样。在拉美、东南亚那些名义上已经实行西方普遍民主制的国家，要想再退回到等级制民主形式，犹如逆水行舟，难度和风险都极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国家可能已经丧失了实施等级制民主的历史时机。反之，在中国这样仍然保留了传统体制形式的国家，实施等级制民主（如党内民主）则如顺水推舟，可以事半功倍；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相对于其它许多后发展国家的一大“后发优势”。
由于不符合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历史上那么多等级制度，最终都消失了；尚存的和将要出现的，最终也会消失，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同时，这也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易于被人们忽视的另一方面是：等级制度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它具备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恰好为当时急须调节而无法调节的问题提供了出路，这是它存在的理由--这才是历史的观点。从单一的价值取向出发，作出审视和评判是容易的，也是简单的，但是无济于事；只有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才能真正明白当前形势下社会需要什么、人们又能够做些什么。
从历史和现实出发，以“党内民主”等制度改革阻止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创造条件、赢得时间，这是当前中国既必须、又可行的因时因地制宜的与时俱进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