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测试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程度的有趣游戏。假设作为游戏中一方的你有10元押金，对于如何处理这笔财产你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全部保留；二是送一些给游戏中的另一方——一个永远不会见面的匿名人士。如果选择后者，你送出的钱会扩大至原来的3倍。而接收你馈赠的人可能会把其中的一部分或全部归还给你，但也可能会照单全收。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按照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原则，答案很明显：你应该保留自己的财产。因为如果把钱送给对方，他没有理由还给你即使一分钱，也就是说，你的付出不可能得到回报。

然而，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一些经济学家在实验室中获得的游戏结果是出人意料的：约有一半受款人会送出自己的财产，而四分之三的受款人会返还部分钱款。

那么，是什么导致游戏参与者做出有违博弈论的选择呢？这引起了许多研究人员，特别是神经经济学家的深思。神经经济学是一门近年来兴起的新学科，主要致力于人体生物学构造到人际交往等各个层面来分析、解读各种人类社会行为模式。

神经经济学研究的先驱之一，美国加州大学克莱门托研究院的保罗·扎克认为，信任游戏的结果之所以让一些经济学家倍感困惑，是因为他们在分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时，没有将人体神经系统方面的因素考虑在内。他指出，人脑结构的进货总体来说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群居生活。因此，人脑不仅具有竞争和智慧，也有着合作的意识。单一的个体可通过彼此间的协同工作而获益。但是，这需要以相互信任为基础。所以，从生物学角度讲，人类天生具有一种信赖他人的冲动。

斯堪的亚维纳人对陌生人的信赖程度比其他民族要高

在实验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而荣获诺贝尔奖的弗农·史密斯也对神经经济学研究深感兴趣。他认为，随着对人脑思维内在规律的了解越来越多，人们将会对人类的社交心理、个体间的交换行为等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扎克、史密斯等人的工作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在经济交往中经常会选择采取彼此合作、相互信任、慷慨宽容的态度。而支持这种行为的内在生物学机制又是什么呢？神经经济学正试图找出这一问题的答案。

信任产生的机制

扎克通过一项人体激素与信任程度关系的研究发现，一种生殖激素——催产素在人体内的含量极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催产素有控制雌性哺乳动物子宫收缩和乳汁分泌的作用。进餐、洗热水澡、和谐的性生活等令人愉快的体验都能促进催产素的产生。

催产素通过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作用。副交感神经系统是哺乳动物自主神经系统的一部分，主要负责调节心跳、呼吸等下意识的活动。而自主神经系统的另一部分为交感神经系统。肾上腺素等应激激素可激活交感神经系统的反应。一般来说，肾上腺素等应激激素水平的升高意味着人体处于某种紧张的“战斗”状态，而催产素水平的升高则表明人体处于相对安全、舒适的状态。

扎克怀疑，催产素不仅对人的生理有调节作用，并且还会激发某种心理上的反应。而相关的信任游戏实验也的确表明，催产素水平的高低与一个人的可信赖程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它可显示出某人对于他人发出的信任信号的心理反应。此外，扎克从神经解剖学角度发现，信任感的产生应来自某种下意识的冲动，而不是某种经过精心考虑后做出的决策。

扎克的研究结论对“纳什均衡”等经济学法则提出了挑战。因为按照这些法则，人类会理智地、有意识地努力使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均出于一种“显而易见的贪欲”，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则是强加在人类自私天性上的一种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新特性。

但是，扎克认为，恰恰相反，社会交往中的相互合作是一种来自人脑某个区域的原始冲动。这种冲动可成功战胜由人脑其他区域产生的贪欲思想。

对于扎克的观点，信任游戏的开创者史密斯持部分赞同的态度。他认为，催产素水平的升高可能会在潜意识中提高人们的可信赖度，但是，信任的产生更有可能是一种个体对于他人行为的反应。

史密斯称，一个人所做出的是否相信他人的最初决定应该是有意识的。因为要做出这样的决定肯定涉及到他对他人意图的判断，这就意味着会有一个复杂的大脑认知过程。

媒体的公正，独立有助于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史密斯和他的同事使用磁共振成像技术对参与信任游戏的测试对象的大脑进行了扫描。他将测试对象分为两组，一组的对手是人，而另一组的对手是电脑。扫描结果显示，与他人合作的测试对象使用了大脑中称为布罗德曼8区和10区的部分。以前的研究表明，这些区域与人们对精神活动和他人动机的思考有关，也与延迟满足感以接受随后更高的回报有关。那些知道自己的对手为电脑的参与者没有使用上述大脑区域。而那些不配合测试活动的测试对象，也几乎没有使用上述大脑区域。

由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经济学家俄内斯特·费耶所做的一项最新研究也验证了史密斯的观点。费耶通过相似的信任游戏实验发现，参与游戏的一方对另一方给予信任而不是施加威胁时，另一方更有可能表现出值得信赖的行为。费耶称，威胁会给人际关系带来敌意和不信任，并导致不可信任行为的发生。他认为，信任的产生既有情感冲动方面的因素，也包含大脑有意识的认知过程。

扎克也承认，较高级的脑部活动在信任的产生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他同时指出，在催产素的作用下形成的脑部原始冲动压抑了各种纯粹从私利出发的思想，使得人们对他人的信任可能会超出理智的范围。

信任促进经济发展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促进了全世界各种经济交易的达成

不过，有一点是这些神经经济学家一致赞同的，那就是一个人只有在信任他人会带来回报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信任的存在有利于个体的生存和繁殖，这与人脑适应群居生活的进化方向是相符的。而相关的信任游戏也验证了这一结论：那些选择信赖他人的个体的确比其他个体得到了更好的回报。

按照神经经济学家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不仅涉及到个人利益的获得，更重要的是，还会对一个国家甚至是全球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一个国民间信任度较低的国家，任凭组织或个人在经济交往中都会持异常谨慎的态度，往往容易造成经济上的萧条。

根据最近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有关各国国民间信任程度的调查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在挪威，人们彼此间的信任程度最高。那些信任度较低的国家——主要为南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往往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神经经济学家指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要想脱贫致富，应该积极寻找能提高国民间相互信任的各种方法。

食用豆类、绿色蔬菜能提高催产素水平，从而提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

扎克认为，他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或许可以帮得上忙。扎克坚信，催产素与人们彼此间的信任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利用相关的动物实验，对环境、经济、社会等85种因素对于人体内催产素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果不仅验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与这85种因素中的大部分具有一定的关联，而且也很好地解释了造成不同国家国民间信任水平差异的原因。

在这些与信任相关的因素中，有一部分可对催产素受体产生直接的生物化学影响。比如，食用豆类、绿色蔬菜能提高催产素水平，而空气污染则会降低催产素水平。而另一些因素则间接地使催产素作为一种生殖激素以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比如，高结婚率意味着高催产素水平，而非母乳喂养意味着低催产素水平。除此之外，社会政治稳定、法律法规公正严格、宗教信仰情况、公众健康程度、生活环境及气候、贪污腐败等因素，都会对人们彼此间的信任关系造成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