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的过程之中，我不断地从互联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非常有趣的新闻，旧世纪末新世纪初的中国事情特别多，比如政府取缔法轮功，巩俐要到北大社会学系上学以及大家对此的议论，“巩俐阿姨广告”风波，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的前后大陆与台湾就统一问题的互动，等等。这些事件都让我想起我要在论文之中展现的结构博弈的理论。而这些事件的展开，无疑让我丰富了自己对整个理论的构想。

除了生活本身之外，还有许多特别要感谢的人。在此特别要感谢三位先生。

首先当然是对本书的影响无处不在的我的导师刘世定教授。结构运作的想法最早来自他的一篇文章《嵌入性与关系合同》对我的启迪。关于占有的一些看法和创新也是在他具有原创性的论文《占有制度的三个维度与占有认定机制》的基础上产生的。结构博弈（这个词本身是我不断跟他探讨结构运作、关系运作的时候，他最先说出来的）更是受他关于调地的文章的影响很深。……我在此还不想过多地强调这些有形的方面，在我看来，更深的影响应该是无形的，特别是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听刘老师对一些问题的剖析，常常有一种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感觉；一些启迪像闪电划过黑夜一样，在脑海中劈出一道道涟漪，并将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感推遍全身。后来，自己思考问题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一些灵感和快感的来袭了，我知道这是因为我掌握了一种接近这一切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我倾向于认为这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最好的东西。

其次是杨善华教授。通过他的教诲，我在某一天突然感到自己有了通过阅读（包括抄写和思考）社会学大师的著作，来把握他们的思维脉络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但是，毫无疑问，他给了我一个至关重要的推动力。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再次是林彬博士。在他的指点之下，我对社会分层的研究有了些大致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找到一些可以继续推进的生长点。关于权力的分解的一些想法也得益于同他的讨论。

结构博弈的想法基本成形后，通过E－mail和自己蹩脚的英语，同Stanford大学的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教授、Stockholm大学的斯维德伯格（RichardSwedberg）教授进行过一些交流。格兰诺维特教授给我以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不过他还是认为博弈论的理性色彩太浓了些。斯维德伯格教授则在他的E—mail中以平等和谦虚的态度反复地说：“Youare way ahead of me”。

当本书写完之后，当写作和思考所带来的亢奋和乐趣日渐消淡之后，我又一次猛然感到了学术的无能。……在心往下沉的时候，我又在为自己开释：也许正是因为学术无能，不被运作，平等地面对每一个喜欢它的人和他人的批评，它才在每一个人身上实现了它的价值——而这是学术真正的价值。——相反如果学术被某一方（特别是政府）当作结构运作起来，获得生杀予夺的权力的时候，它就走向了它的反面。严格地说，我这是一本剖析和破解权力的书。但在现有的结构之下，它同时也很可能沦为实施权力的帮凶。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面对生活永远微笑着的人们！包括我九泉含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