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之争、东西方文化传统及其他（下）

福州一中 林玮

看看网上对反于丹方的评论，有这么一种说法——“你有本事你就也上电视去说啊”。这是最有迷惑性的说法之一。他们不知道，于丹的职业里有这么一条：“中央电视台多档王牌节目策划人。每周要跑两个城市，给电视台当‘军师’。”这么说来，于丹跟央视可以说是一家的，她总是在幕后为其他节目进行策划，这次只不过是为自己来了一次策划。但是央视不再是一个政府严控的“喉舌”，而是受资本逻辑控制的市场主体。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央视不可能做到宣传功能理想化，这正是那么多人反对刊登八卦消息的小报，而它们却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央视显然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国学大师来说《论语》《庄子》，很显然于丹是搞传媒业的，讲中国古代哲学与她的专业不符，出偏差是可以预料到的。但是，央视仍然这么做了，是为什么呢？资本的逻辑。于丹不愧是一位好策划人，节目的热播、图书的热销都在她的预料之中，央视、出版企业也因此赚了个盘满钵满，几方“皆大欢喜”。

只可惜老百姓们花了20元，买来的一本书只有6万多字，和一篇长文差不了多少，而且通篇都有博士买驴之嫌。正如于丹自己在访谈中所说，自己在中学数学学得很不好，于丹的逻辑思维低劣到一定程度，只是靠着她华丽的言辞、七绕八弯的口才才得以不出现冷场。若没有十博士联名反对于丹，我真为中国思想界感到悲哀，难道高端主流思想是像于丹所说的这样吗？不。中国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已经变了。难的是高端人群好变，大众不好变，看着于丹的书热销200万以上，真应该感叹“中国的老百姓实在太好骗了。”有人在回帖中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此话差矣。群众的眼睛何时才是雪亮的？那是在他们掌握了思想武器之时。毛泽东很注重给老百姓传授马克思主义思想知识，在他看来，“科学的理论一旦为普通群众所掌握，它就将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在抗战年代里，这句话得到了证实。掌握了思想武器的人们组织起抗日武装，而未掌握思想武器的人们则加入伪军行列，一如明亡清兴之时的奴才相。在我看来，《百家讲坛》若能真正从社会效益出发，讲辩证唯物主义将会比讲孔子、庄子的腐朽哲学有教益得多。

辩证唯物主义求“变”，这才使我们从世界各种文明汲取了极其有益的成果，使我们经济富足，思想解冻，这是十足的慧民哲学；而孔孟之道只强调人们提升内心修养，甚至在于丹看来被人打了也要通过内心修养使自己高兴，这是十足的愚民哲学。辩证唯物主义通过逻辑方法求本质，而孔孟之道乃至中国哲学教人天人合一的“境界”，教人“天地人之道”，结果中国人就陷入揣摩此“道”的无限循环中，直到1840年的炮声把这个“道”无情地击碎了——要发展，不要“道”！通过逻辑求得本质，这是慧民哲学；而先验地说“道”，却又不能用理性来说明，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与原始人的泛灵论一脉相承，这不是反理性的蒙昧哲学又是什么？庄子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这是在对自然无科学认识的前提下的，可是于丹以此来解释我们物质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的破坏作用，实乃无知。邓小平有一个著名论断，一切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都要用进一步改革来解决。于丹不知道我们的环境问题正是人们对自然的无知造成的，真正有理性的人，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是能够用博弈论、概率论来推算出那些对自然有害的行为实则对人类有害。我们当今的物质文明出现的这些恶果，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没有掌握科学却掌握了技术的人对技术的滥用造成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发展、推广科学，而非到庄子那儿寻求帮助，向后看没有出路。

于丹在《论语心得》里说：“如果你永远在喋喋不休抱怨的时候，你身边获得的美好的东西在抱怨中就流失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有一些不如意，能够消化的时候就不拿出来，不拿出来就可以云淡风清，可以消解的。”、“一个人在心中不要把现实中很多的阴影看得过重，不要自己认同在阴影之下，就像泰戈尔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乌云自己遮住了太阳，但是它却怨天气不明朗。’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心遮住了阳光，我们太在乎得与失，而在乎得失的人，在孔子的价值判断体系中被指责为鄙夫，就是一个不上台面的比较低级的人。鄙夫是什么呢？几乎意义等同于小人。”这个除开明显地对孔子价值体系的曲解，还被人认为是迎合“和谐社会”的需要。但是，她所宣扬的“心灵之道”仍然是愚昧的甚至是反人类的。形而上学在一个迅猛变化的世界中已经没有多少容身之地了，辩证法才可能将人类引向真理。而于丹所宣扬的无非就是逃避矛盾，而非分析、解决矛盾。她说“做一个勇敢的人，用自己生命的力量去化解缺憾。”生命的力量是什么？可以下一个确切定义吗？它是物质的吗？生命的力量如何化解缺憾？这个缺憾如果理解成为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我们如何不通过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矛盾、进而通过物质力量化解矛盾来解决它？按照客观规律，若回避矛盾最终的结果只可能是使矛盾积累，接着爆发。这时候，不仅仅是个体，恐怕整个地球的“生命的力量”都不能化解缺憾了吧？“和谐社会”不是回避、掩盖矛盾的社会，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国家加大投入、完善体制来解决民生问题，所谓的“生命的力量”对于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来说，是十足的文人思维，是“连个屁都不如”的词汇。

中国需要极大地增加物质财富，因为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中国需要对外开放，因为这是我们社会负熵的主要来源；中国需要追求真理，因为一个不追求真理的社会必将是一个堕落的社会；中国需要建立起宪政传统，因为法治才能保证人民幸福；中国不需要于丹，不需要于丹在这个变革的关键时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进行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