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原理篇·轻重理论的再生

他们要杀死经济学中的希帕索斯理论

公元前5世纪，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80~前500年）坚信“万物皆数”，宇宙间各种关系都可以用整数或整数之比来表达。这时他聪明而天真的学生希帕索斯（hippasus）发现，边长为1的正方形，它的对角线却不能用整数之比来表达。

这个发现摧毁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核心，知道希帕索斯开始向别人谈到了他的发现时，学派中的其他成员便将希帕索斯扔进大海，残酷的杀害了他。

而在发端于战国时代甚至更早的《九章算术》中，已经开始对开方不尽数“以面命之”，并用正方形的“面”来定义无理数；成书于两千年前的《九章算术》已经提出正负数的概念，而欧洲直到17世纪才出现负数概念？德国十六世纪伟大的代数学家史替费尔依旧把负数称为“荒谬”。

西方数学思想的极端落后是欧洲人的愚蠢吗？显然不是，决定人类知识边界的是东西方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在西方人的思想中，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具体的“物”，并企图透过这些个别的物发现背后完美的逻辑形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在买卖、赢余、收付这些日常事物中，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这些事物的整体关系，然后才关注具体的个别的“物”。

东西方数学上的差异同样适用于经济学领域，打开西方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你看到的首先是供给和需求、成本和利润以及其背后的均衡理论。那么人类经济产生的基础环境呢？民族国家经济社会系统中始终显示的巨大非均衡呢？人在经济生活中的迥异的能力呢？则不是西方经济学关注的问题。

最早发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先进性的是梁启超。他在1909年所作的《管子传》中明确指出，《管子》的作者就已经有了宏观经济学概念。（请注意，1936年凯恩斯才出版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凯恩斯的收入和就业理论的基础上，宏观经济学才逐渐发展成为当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事实上，直到今天西方的宏观经济学仍然不能像将《管子》一样环境和政治近乎完美地嵌入到经济理论之中——中国自古主张“政经一体”，《管子·轻重甲第八十》释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这一概念时说：“故申之以号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归我若流水，此轻重之数也。”

一百年前梁启超（1873~1929）《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写道：

“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嬗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四六）

当世人看到：在曾经养育了人类的资源丰富的非洲古大陆上，还有太多的饥饿！

当世人看到：在科学和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的时代，仍是越来越野蛮的环境破坏！

当世人看到：在最繁荣的都市，仍然存在是巨大的使人失去生命尊严的贫富鸿沟！

人类开始寻找另一条经济发展道路以及这条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

两千多年前，以《管子》轻重十六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已经详细阐明这些问题，全世界的经济学家要么装着视而不见，要么将之贬低为“封建”理财学。一句话，他们要杀死经济学中的希帕索斯理论——中国古典经济思想！

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致命基因

今天，当中国诸多学者以近乎非理性的方式维护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完整时，他们似乎忘了，二十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经不住推敲的假设沙滩上的，是拙劣模仿动力物理学的结果。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西方经济学不仅没有带来人类持久的繁荣，反而带来了二十年代的大萧条、持续的战争和严重得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环境灾难。上个世纪末叶，西方经济理论家们开始对新古典主义的大厦修修补补，除了凯恩斯主义，也引入了博弈论、系统论等新的理论工具，不过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西方经济学将环境纳入理论体系，关注社会经济系统内在的不平衡的趋势——十九世纪经典物理学的某些基本特性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巨大阻力。

1997年，埃里克·D·贝因霍克在《混沌边缘的战略》一文中详尽阐述了经典物理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十九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显然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学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静态的均衡体系，他们错误地因袭了物理学的知识路线。埃里克·D·贝因霍克这样写道：

“现代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利昂·沃尔拉思、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创立的，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世纪之交综合成为一套条理清晰的理论。为了使经济学更具科学性，沃尔拉思、杰文斯和门格借用了当时的领先学科——动力物理学的观点和数学结构。20年前，朱利叶斯·梅厄、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赫尔曼·冯·赫姆霍尔兹和路德维希·奥古斯特已经在动力物理学方面取得了突破，这就为热力学开辟了道路。早期的经济学逐个等式地复制了19世纪中期动力物理学的数学公式，并用隐喻的手法（并且错误地根据许多物理学家的看法）将其转化为经济学的概念。

“另一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欧文·费舍尔在1892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展示了物理学家的‘粒子’如何变成经济学家的‘个体’，‘力’如何变成‘边际效应’，‘运动能量’如何变成‘总支出’等等。虽然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已经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它的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欧文·费舍尔和其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核心思想仍然在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回荡。”（科马里[美]，《信息时代的经济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75页）

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经典物理学将当代经济学带入了歧途，因为经济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封闭均衡体系，人类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与环境持续互动的结果，用“稀缺性假设”假设远远不能涵盖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其次，经典物理学家的“粒子”也不同于“个体”，也就是说同质的理性经济人是不存在的。又由于经济是复杂的巨系统，正反馈机制会推动经济处于远离平衡的状态，这使得西方经济学传统的自由竞争机制会导致市场自动平衡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观点显得不近情理。

二十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根本上改造新古典主义的核心部分，他们注意到经济系统不是一个封闭的均衡体系，更像一个复杂巨系统，他们在对计算机行业的研究中清楚地看到了收益递增规律，经济系统会存在远离平衡的状态。比如走在这一潮流前面的圣达菲研究所（SantaFe Institute）的布莱恩·阿瑟（BrianArthur）教授，他甚至发现自己的经济哲学基础是道家，但却不知道黄老道家已经有了自己完整的经济学思想——《管子》轻重十六篇。

人类应按照自然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时序进行生产（自然原则）

布莱恩·阿瑟必竟是一个没有受过东方文明教育的外国人，他不知道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存在是能够理解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就是一些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专家，也会似乎荒唐地解读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举例说吧：东西方经济学都承认资源的稀缺性，但与西方经济学不同，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没有只看到“商品”，而是将环境直接纳入经济体系之中，将自然原则作为经济理论的第一原则，即人类应按照自然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时序进行生产。

《管子》轻重十六篇确有一些错简重复，但仍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完整理论体系。轻重十六篇开头就讲不违农时，按照自然季节生产的重要意义。《管子·巨乘马第六十八》以齐桓公与管仲对话的形式论述说：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经济的筹算计划。”管仲回答说：“国家没有财物积蓄，原因出在政令上。”桓公说：“为什么说国无积蓄的原因在于政令呢？”管仲回答说：“一个农民只能种百亩土地，而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内完成。”桓公说：“为什么说春耕春种只能在二十五天以内呢？”管仲回答说：“冬至后六十天地面解冻，到七十五天地下解冻。地下解冻才可以种谷，过冬至一百天就不能再种，所以春耕春种必须在二十五天内完成。现在君上修建扶台，国内五方的民众都来服役。一直过了春天您还不下令停止，百姓就失去了春耕二十五天的时机，全国五方之地就成为废弃之地了。征发一人的徭役，百亩地不得耕种；征发十人，千亩不得耕种；征发百人，万亩不得耕种；征发千人，十万亩不得耕种。春季已失去了那个‘二十五天’，夏天又再来征发徭役，这就是春天误了种地，夏天误了耘苗，秋天再无休止地征发，这就叫做粮食、土地不断地丧失。种谷既已延误了农时，君上的官吏又在不停地征税，农民吃用粮食通常只是收成的一半，现今则被君主拿去了九成。此外，官吏收税还要求交纳现钱。这些便是暴乱之所由起和刑罪增加的原因。如随之以暴力镇压，就要发生所谓‘内战’了。”桓公说：“讲得好啊！” （原文：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乘马。”管子对曰：“国无储在令。”桓公曰：“何谓国无储在令？”管子对曰：“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曰：“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五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亩不举；起十人之繇，千亩不举；起百人之繇，万亩不举；起千人之繇，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币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桓公曰：“善哉！”）

《管子》轻重十六篇最后一章《轻重己第八十五》主要讲的是按季节推行政治经济政策的“月令”体系，文中开篇提纲挈领地指出治国的基础在“因四时理万物”的自然原则，上面说：

精神产生心，心产生规，规产生矩，矩产生方位，方位产生正中，正中产生时历，时历产生四时，四时产生万物。圣人根据四时产生万物的状态加以调理，治世之道也就完备起来了。（原文：清神生心，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历，历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

可一些学者在研究《轻重己第八十五》时，竟然认为本章与经济内容不相关，乃是别篇逸简。连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都不了解，更不要说理解人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全貌了——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华文明时，常常不是说文解字就是断章取义，后者常常以“某某人经济思想”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认为《管子》轻重十六篇只是管子的思想，那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岂不成为“王莽经济思想”？中国学术体系是一代代先人层层累积的结果，一些学者们按西方私人著述的逻辑生搬硬套地研究中华文明，才会出现这样的不该发生的错误。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的自然原则要求将国家经济政策与自然规律相适应，一方面要按自然时序国家依法保护环境，另一方面按自然时序国家帮助人们积极开发自然资源，防止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剥削，二者相辅相成。这就是《管子》一书称之为“轨守其时，有官天财”。《盐铁论·力耕第二》桑弘羊所谓：“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

一言以蔽之，实现自然原则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按季节调控市场需求，这在中国持久的农业社会是极为重要的，它与西方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大相径庭。《管子·山国轨第七十四》论证说：

桓公问管仲说：“不征收赋税而满足国家财政需要，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统计理财工作做得及时，又能管好自然资源，何必向民间征税呢？”桓公说：“何谓管好自然资源？”管仲回答说：“除春天是人民种地与服徭役的时节外，夏天就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秋天与冬天也都要明令规定何时禁止、何时开发山泽，这都是富民乘时控制市场的时节，这又是物价涨落、贫富兼并的时节。君主一定要注意掌握‘四务’。”桓公接着说：“什么叫作‘四务’呢？”管仲回答说：“大春，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夏，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秋，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冬，人民将用的东西，君主早有贮备了。大春，安排农事的时候就计算好：春天的夹衣、夏天的单衣、竿子、篮子、绳子、青箕、口袋、筐子、竹盒、捆绳等物品，使用多少天，使用的人有多少。凡无钱的农家都可以租借这些工具器物：口袋、筐子、竹盒、绳子和公衣等。完工后归还公家，并毁掉合同。所以，劳力出自百姓，器用出自国家。春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耕种，夏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锄草，秋季最紧要的十天不误收获，冬季最紧要的二十天不误整治土地，这就叫作保证按照农时进行作业了。”（原文：桓公问于管子曰：“不籍而赡国，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何求于民。”桓公曰：“何谓官天财？”管子对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发。此皆民所以时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时也。君守诸四务。”桓公曰：“何谓四务？”管子对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廪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缣衣、夏单衣、捍、笼、累、箕、幐、籝、筲、稯，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幐、籯、筲、稯、公衣，功已而归公，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谓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