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斯金 曾航/摄

诺奖得主马斯金的“中国功夫”

曾航/文

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操着一口标准美式英语、戴着深度眼镜的犹太人,神情严肃却又气质儒雅。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些理论的典型印象：高深莫测却充满智慧。

58岁的埃里克·马斯金现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社会研究学院讲座教授。07年11月，马斯金以其研究多年的“机制设计理论”一举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这个满是数学模型的理论在许多人眼里简直就是深奥的代名词，另一个获奖者，该理论的创始人赫维茨教授甚至宣称“熟悉这个领域的都相继死去了”。但经济学界里的人都知道，这是现代微观经济学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其理论在西方的实际运用中已经解决了一系列经济难题。

但是当该理论的集大成者马斯金教授再次到访中国时，我们自然很难拒绝这样一个诱惑，那就是请他运用机制设计理论解答当下中国经济的困惑。

7月13日，马斯金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侃侃而谈，用自己的理论解读当下世界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马斯金认为：“机制设计理论和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宣布07年诺奖名单时曾声明：“这一理论（指机制设计理论）有助于各国政府识别在哪些情况下市场机制有效，哪些情况下市场机制无效，人们还可以确定最佳和最有效的资源分配方式。”这正是面临转型阵痛的中国经济所迫切需要了解的。

但当中国官员及学者抛出一大堆具体问题想要问马斯金要解药时，却又未免失望，因为一向严谨的马斯金总是礼貌地回答：“我不能给出问题的确切答案，相反，我更愿意告诉中国政府他们应该思考些什么。”

论坛间隙，马斯金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解答当下热点经济问题，

“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整整30年了，这个国家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了，这就足以说明一切。”这位低调的美国经济学家告诉本报记者。

当被问及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当下世界范围内一系列棘手的经济问题时，马斯金对本报记者表示：“我的答案是，中国应该适度放慢经济增长，你不能永远指望9%或10%的GDP增长，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有这么长的梦幻的经济增长期。”

马斯金的“中国功夫”

当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讲学时，讲台下剩下的学生常常寥寥无几——那些深邃的理论在最初总是很难被人理解。

巧的是，现在马斯金居住的房子正是当年爱因斯坦住过的那一间，但这并不代表马斯金的理论同样缺少听众。马斯金能巧妙地运用各种例证和故事，给中国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来自于他对中国的了解。事实上，他的理论研究也一直和中国经济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马斯金花在中国身上的功夫也是在诺奖得主中不多见的。

在过去几十年间，马斯金教授培养了多名中国籍的得意门生，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流砥柱，颇有建树。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经济学教授李稻葵、白重恩、邹恒甫及高盛(亚太)公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2004年起，马斯金还在中国武汉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马斯金不止一次公开赞赏中国学生的特殊气质：“他们不仅追求深邃的理论，也关注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而其他国家的学生大都将这两者分得很开，不会同时关注这两点。”正是中国学生向马斯金提供的那些鲜活的研究案例，让马斯金的理论视野更加开阔。

就研究领域来看，马斯金的理论对中国目前的金融改革有很重要的启发作用，在解释金融机构如何保障贷款项目、国家如何保障财政支出是否有效等方面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同样，在中国国企改革过程中，他那著名的拍卖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马斯金曾经给东欧国家的国有资产提过不少建议。　　

然而遗憾的是，国内对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仍然有限。中国经济学界在微观金融上的研究向来较为薄弱，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等要求研究者具备非常扎实的数学功底。

在解释其原因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认为：“因为机制设计理论用到很多比较高深的数学知识，纯理论方面的研究不太多。但是对他的分支，比如说最优合同理论、拍卖、委托代理理论等的应用越来越多。”　

不过，由于马斯金等人和中国经济界之间所保持的良好关系，这一理论已经越来越为国人所知，并开始在一定范围内服务中国经济。一个可以引为借鉴的例子是，马斯金近几年来每年都会到中国讲学，向中国人讲解这一理论。

连续保持30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日益成为国外知名经济学家研究的热土，在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曾经表示；“与其说世界银行选择了林毅夫，不如说世界银行选择了中国的道路。”

屠光绍三问马斯金

当上海市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屠光绍坐在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斯金面前时，他一定有很多棘手的问题要向教授请教。

这并不难理解。就在不久以前，当伦敦金融城的市长罗永成到访上海时，令屠光绍感到颇为“惭愧”。面积仅一平方英里的伦敦金融城金融业的增加值占了整个英国GDP的13%。而目前金融业增加值占上海GDP的比重都还不到10%。现实的处境显然是一直高调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远远不能接受的。

在伦敦金融城今年发布的一份最新的世界金融中心指数排行榜，上海仅名列第31位，而去年，上海在该排名春季榜单中位居第24位，到了秋季排名时，便跌至第30位。这至少部分说明上海的金融根基还不够稳固。

屠光绍很想知道，上海正在进行的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业怎样才能起到四两拔千金的作用；在产业升级调整的过程中，金融业到底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在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现有阶段，政府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

“考虑到现在目前中国市场上面的限制，有很多金融的交易现在在中国还不可能。很明显，中国，特别是上海，金融行业发展方面，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开发更加复杂的和先进的金融工具，要再金融交易方面进一步放开。我相信从长远来看，所有这些理论在中国市场上面都会实现。”马斯金回答道。

马斯金同时认为，要想让新兴的金融工具在中国更好的发展起来，政府在金融资源配置上面起的直接作用就应该减弱，这正好切中了中国金融改革的要害之处。

很显然，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政府过多的直接配置金融资源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产业升级的阻碍。用机制涉及理论来看这个问题就是，金融业在资源配置方面需要的信息量是惊人的，例如，10年前，很少有人能想象google会成为今天这样级别的公司，因为金融从业者中懂得搜索技术这个领域的人太少，投资者很难预测这个项目的前景，在搜集这些零散信息的过程中，政府所起的作用将会大大减弱——因为这并不想投资一个汽车厂这样的成熟行业那样容易判断。

这正是中国金融业所面临的切肤之痛。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度，国有主导的金融企业面临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处境，一个在业界广为流传的例子是，新兴产业的创投“5个能成功一个就不错了”，而国有金融企业的老总其中有一个项目失败后，就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这正是中国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需要反思的。

另外，在马斯金看来，金融行业同时是一个外部性很明显的行业，所以中国政府在开放金融的同时，放松监管是非常危险的。美国次贷风波便是政府放松监管所导致的一场灾难。

在马斯金看来，这其实这也是一个机制设计的问题。因为政府金融的监管当局必须要建立一种在进行监管的时候要有很好的监管机制，首先要避免再一次出现大量的不良贷款，换而言之，监管部门必须提供很好的激励机制，让金融机构不再借出这个可能会导致坏帐的贷款。但严谨的马斯基显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已经很好的解决了问题：“我下次来上海时，或许就这个问题给出完美的答案。”

马斯金认为，某些领域应当让市场主导，例如农业市场；有的市场需要有限的政府干预，例如金融市场需要适度政府干预来避免信贷危机；而公共产品的分配，市场完全不能解决问题，必需有政府的设计才能达到目标。其中拍卖是公共资源分配的有效手段。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不是没有作用，政府不是直接的配置资源，而是要为资源配置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制度环境。”马斯金总结道。

机制设计无处不在

试想一下，一个母亲手上有一块蛋糕，要分给自己的两个孩子——男孩鲍勃和女孩爱丽丝。但问题在于，即使母亲竭尽全力去平均分配这块蛋糕，两个孩子还是有可能发生争执——他们可能会感觉自己分到的那块蛋糕比另一个孩子小。

很显然，要完成这个工作，母亲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够的，虽然母亲已经尽自己全力去平均分配这块蛋糕，但是她并不知道鲍勃和爱丽丝是否认为这样是公平分配。

这个时候，母亲就可以设计一个机制来巧妙的解决这个难题。比如说，让鲍勃获得切分蛋糕的权利，而让爱丽丝获得优先选择其中一块蛋糕的权利，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原因很简单，鲍勃既然负责切分蛋糕，但是又没有优先选择权，他肯定不会把蛋糕切得一块大一块小，因为爱丽丝肯定会利用优先选择权把大的那块拿走——所以鲍勃肯定会竭尽权利把蛋糕切的两块一样大。然后当爱丽丝来选择时，她肯定会去选择自己认为大的那块，所以她也不会有什么怨言。最后的结果就是，两人都比较满意。

马斯金用这个小小的例子展示了机制设计当中的一些非常关键的特征。首先机制设计者本人，他事先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果是最优的，虽然有明确的目标，但是不知道最优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所以说他必须通过一种机制的设计来间接的实现这个目标，来处理这个问题。同时在这个系统当中让参与者自己产生能够形成最优结构的那些信息。

马斯金将机制设计理论简单概括成：“首先明确你想达成的目标，然后研究该使用何种机构、机制或程序来达成这一目标。”

机制设计理论认为：当政府或公司要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条件下达到某个目标时，必须设定特定的游戏规则。原则是不损害任何一方，以让大家都觉得依循后可获得最大效益，从而实现自我约束，不必浪费资源于监管之上。

然而在实际运用中，决策者所碰到的问题要比切蛋糕的例子棘手的多。虽然理论性极强，但是这种理论还是影响了从美国国债到eBay商品等各种拍卖的设计。马斯金的理论还被英国政府用于减少污染的制度设计。在美国，也有一些跨国公司将这项理论用于实践。

该理论一个经典的应用案例对中国颇有借鉴意义：2002年，马斯金和另外两名科学家为英国政府设计了拍卖减排份额的计划，以帮助英国达到《京都议定书》中减排的要求。英国政府出资5亿美元，而马斯金和同事的任务是“在5亿美元的投资之下，如何最大化公司的减排成果。”

马斯金建议采用拍卖的方式，公司以减排量作价，竞拍政府的投资。最终有几十家公司通过拍卖得到了政府的激励资金，也达到了各自承诺的减排份额。

“企业自然是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在做事，你不能强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情。所以要设计比较好的激励机制，鼓励他们做你希望他做的事情，”马斯金说。

机制设计理论中最为基础的理论框架就在于：只有具备两个条件，即“参与约束”（人们自愿参与）和“激励相容约束”（即人们自愿付出实现目标的努力），社会目标才能实现。

当年在哈佛任教时，马斯金开的课程是“博弈论”。他并不是“博弈论”的创始人，但把它变成了一门课的人是他。这是一门研究如何根据规则来互动，并得出不同结果的课程。从研究内容的出发点和方向上，“博弈论”刚好跟“机制设计”相反。后者研究的是想要某种结果，如何来设计规则，并解释这规则从哪里来，好不好。从确定规则追求结果的是“博弈论”，想要结果去找规则便是“机制设计”。

正是由于机制设计理论已经成功解决了部分实际经济难题，所以才最终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亲睐。

油价还不够高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马斯金对高油价的见解，却颇为出乎人们意料。

“我的建议是，也许能源价格，至少是油价可能还不够高，还不够高。”一向温和的马斯金言辞激烈地表示。

“我认为现在这种油价对整个世界是一个警告、一个警示。通俗一点就是一个九点的叫醒电话，让我们终于重新意识到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我不认为油价居高不下是整个国际经济体制的失败，我很高兴国际经济体制带来了高油价。”

马斯金强调，石油是一种有限的自然资源，肯定有一天人类会把所有石油都用尽。按照现在的消耗速度，这一天的到来也不会是很遥远的事情。

现在已经有一些替代能源正在被开发，但是马斯金认为开发的速度不够快，而原因之一还是石油太便宜。因为所有人都会根据市场的信号，比如说价格信号做出反映，如果石油很便宜人类肯定还会继续使用，这是导致油价持续上涨的根本原因。

“所以说现在尽管油价飙升，涨得非常快，可以说对我们经济生活造成了干扰，油价应该涨，但是应该涨得稍微平缓一点。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现在可能油价已经涨到了一定的水平促使我们来深刻的反思，我们是不是应当赶紧开发替代的能源。”马斯金表示。

但不容忽视的是，马斯金低估了石油对实体经济的破坏作用。当高油价引发的高通胀已经成为危害世界经济的罪魁祸首的时候，高油价就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了，而更像一个民生问题，当数以亿计的人口的生活受到威胁的时候，替代能源或者环保问题都应该排在后面。

众所周知，期货市场有两个基本作用，价格发现和价格纠正。据公开资料推算，现在美国大宗商品囤积的投机资金已经达到了2600万美元，从2002年到现在，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涨幅已经达到183%，指数投资者囤积的石油已经达到11万吨，相当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八倍。在供需的基本面上，2006年以来的这次石油高涨，与石油供应关系并不大。期货市场的价格纠正作用几乎完全失灵。

1973年席卷全球的石油危机和价格暴涨，是因为中东国家主动减少了供应。而这次石油价格高涨中，石油供应是一直很稳定并且还在增长。另外，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印度的石油需求，也是在稳步增长，并且未来的需求也是可以预期。在供需均可预测的情况下，这一轮油价的暴涨显然不足以让人信服。

索罗斯认为，现在的高油价是“一个有超级现实基础的超级泡沫”。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马斯金所倡导的机制设计理论似乎不再可靠，因为市场虽然通过资源配置可以加速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市场的外部性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人类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远超出其收益。